吉林省长春市市委副书记田忠因卖官等罪被送进了监狱。自知罪行深重的田忠为避免被判处极刑，向纪检机关举报了贪官米凤君。
米凤君被双规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之前曾任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在长春，米凤君有两个外号，一个叫米老鼠，另一个叫米大扒。米老鼠是讽刺他的贪得无厌，米大扒是因为他在长春市城区改造中扒房开街的力度大。
米凤君在2008年4月8日被中纪委双规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由于米凤君失踪多日，当地警方锁定了他的手机所处的位置，当中纪委办案人员赶到长春市中心吉隆坡大酒店时，米凤君在宾馆的房间内正裸体与两名妓女混战。办案人员找人取证时有人提供，米凤君是这里的常客，和这里的100多名妓女有染。
于是，米凤君因此而名声大振，有人说他是落马高官中嫖妓最多的一个，打破了贪官嫖娼的吉尼斯纪录。对此，有媒体评论说，米凤君被中纪委办案人员当场捉奸在床实属罕见，他明知自己面临被查处的危险，可在此时却疯狂嫖娼，实在是中国官员官德沦丧最好证明。
然而，笔者却认为，有人将米凤君被双规时还与妓女厮混形容为官德沦丧太过于轻描淡写，事实上，一个曾经手握重权的副部级高官嫖妓逾百与所谓的官德无关，从米凤君一案中，人们更多的是读出了社会腐败的深度，读出了历史的丑恶。
时下，有人在质疑中国社会的改革时总是拿官员的腐败说事，总是将在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归罪于改革。其实，许多人明白，今天社会的严重腐败并非改革之过，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还有人以传统的思维方式指责改革，撰文立论辩称官员的腐化堕落是因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可是，大凡读过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现今官场中的腐败现象其实是渊源于自己的老祖宗，从此意义讲，腐朽的生活恰恰是中国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封建思想意识在作怪。古时候，帝王们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王公大臣是妻妾成群使女无数，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唐诗描绘的正是封建官僚沉湎酒色的生活场景。
今天的一些官员手中有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有了利用权力搜刮来的大量金钱，总是喜欢回味早已逝去的历史岁月，总是羡慕帝王们的在脂粉堆里的幸福生活。于是，才有了落马官员的一百单八将，才有了用所学的科学管理知识成立的情妇团，才有了为情妇产下的私生子设立的基金会，才有了专与有夫之妇快活的“裸体贪官”。
那些痛斥腐败分子无德的人，从这层意义上说无疑于是在替贪官们开脱。因为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产生占有女色的愿望，而拥有权力的人如果可以任意使用手中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就可以任意解开想解开的女人身上的纽扣。
千百年来，历史上类似的桃色故事在不断上演，而为这些桃色故事提供舞台的社会土壤却不见有多大的改良。说贪官无德的人总是想让这些人有德，可软弱的道德在强硬的权力面前总是一再退却。从米凤君裸体大战俩妓女的故事传到坊间后，人们应该意识到，就是一个曾经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有了这样的权力后，他也会在女人面前毅然决然地摘掉那层毫无用处的道德遮羞布。
2008年12月29日星期一
2008年12月23日星期二
弱智无极限
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林语堂
当然，这个标题应当加上“中国的”三字。这里没有歧视那些在生理上具有智力缺陷的人，而是指在现代中国经常进行脑部卫生而导致智力低下的某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
神奇的国度里总能生产出神奇的生物，本身处于最低层，却具有统治者相同的意识。你说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就如同挖了他家祖坟。你要揭露一下官府的黑暗，他非要污蔑你是给伟大祖国抹黑。你对官府和现行制度不满，他们就强加于你“不爱国”罪。你要对地震造成的学校损失进行反思，他们就认为你是要给官府添乱。你认为金牌战略不好，他非要指摘你见不得中国强大。你认为民主制度好，他就污陷你拿了美元……
总之，他们身处低层，却非要为统治者说话、或者自以为是统治者般地说话。
他们不知道重庆时的新华日报整天都在给官府“添乱”的历史吗？不是，而是他们具有一种“只有我能添乱不准你‘添乱’”的强盗逻辑，他们的主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不那么正确的就隐藏起来。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能够得到那么一点点骨头也行，最多也就是丢掉一个作为人的尊严而已，可惜的是，他们很多人出卖了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后，却什么也没得到，依然在社会底层挣扎。自身利益每天都遭受损害，却在帮着损害者数着钞票，甚至感激主人赐予了自己残羹余饭，悲乎？林语堂说得好，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不几乎可能。这种动物界都难找的东西，但却能在国人中找出一大批。
这，才是让人对国家没有信心的原因，一个盛产奴才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
——林语堂
当然，这个标题应当加上“中国的”三字。这里没有歧视那些在生理上具有智力缺陷的人，而是指在现代中国经常进行脑部卫生而导致智力低下的某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
神奇的国度里总能生产出神奇的生物，本身处于最低层，却具有统治者相同的意识。你说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就如同挖了他家祖坟。你要揭露一下官府的黑暗，他非要污蔑你是给伟大祖国抹黑。你对官府和现行制度不满，他们就强加于你“不爱国”罪。你要对地震造成的学校损失进行反思，他们就认为你是要给官府添乱。你认为金牌战略不好，他非要指摘你见不得中国强大。你认为民主制度好，他就污陷你拿了美元……
总之，他们身处低层，却非要为统治者说话、或者自以为是统治者般地说话。
他们不知道重庆时的新华日报整天都在给官府“添乱”的历史吗？不是，而是他们具有一种“只有我能添乱不准你‘添乱’”的强盗逻辑，他们的主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不那么正确的就隐藏起来。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能够得到那么一点点骨头也行，最多也就是丢掉一个作为人的尊严而已，可惜的是，他们很多人出卖了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后，却什么也没得到，依然在社会底层挣扎。自身利益每天都遭受损害，却在帮着损害者数着钞票，甚至感激主人赐予了自己残羹余饭，悲乎？林语堂说得好，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不几乎可能。这种动物界都难找的东西，但却能在国人中找出一大批。
这，才是让人对国家没有信心的原因，一个盛产奴才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
从文革舞台到国际讲台：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题要：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身陷囹圄十载的杨小凯最近去世，这位国际级经济学大师和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生前所有的探索，连同非凡的痛苦，将升华为神州崛起的思想资源和强大动力。
澳洲莫纳什大学华人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界明星杨小凯去世，终年五十五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说过：「有个中国学者，可能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就是杨小凯。」
知道杨小凯经历与成就的同龄华人则感到心头重重一击，深切意识到他是多么杰出，而走得又是多么早。正如朋友们给杨小凯夫人吴小娟与三个子女的吊唁信中所说：「他非凡的资质和非凡的成就，早已完成了一个真正辉煌的人生，一个足堪后世敬仰和效法的人生。这些话是应该在他生前就让他听到……」
杨小凯生于一九四八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十八岁，是最标准的「老三届」。跟血统一样，人绝对无法选择的就是自己的时代。杨小凯和同龄人一样，学业被荒废，一样狂信过「毛泽东主义」，文革后被讥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愚昧之树即是无果之树，这代人一生被断送，当今中国最穷困、最落魄的都市民众几近「老三届」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具备同一知识起点的杨小凯，却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走向学习与思索，走向苦难也走向辉煌，成为时代巨人。
文革时中国曾流行马克思的名言：「有些事第一次出现时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时是闹剧。」这正是杨小凯牢狱之灾的写照，不过次序被颠倒：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才是悲剧。杨小凯原名杨曦光，一九六七年仗义执言，为观点相同但派别不同的群众组织「湘江风雷」张目，指责湖南军区镇压群众，因而被捕。他在牢房里恶作剧地高唱「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这是过去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牢时唱的歌，显示了时光倒流的荒诞，也令基层当局不胜惶恐，不知年轻人为何方神圣。
杨小凯第二次入狱是因言获罪，被判十年徒刑。他写了系列文章《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而最具震撼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令他成为在湖南及全国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这篇文章与当时限于派性争斗的大字报不同，戳痛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的神经。原来杨小凯要按列宁的思路，「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
但杨小凯对中共建政十七年以来阶级变动的思考，源于自己的观察与探索，并非赶时髦。他首先反省自己家庭的「特权」。杨小凯父母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省厅级高干，虽受彭德怀事件影响，仕途受挫，但仍一直享有「配保姆」的待遇。杨小凯以为主仆关系一向融洽，岂料文革开始，保姆与他家划清界线，更参加了「保姆战斗队」，原来保姆多年一直暗暗憎恨东家。杨小凯认为，这是因为干部背弃了革命年代「建立平等社会」的承诺，建政后以特权凭空占有了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已形成了「红色官员阶级」。文革的爆发，除了高层政争的因素之外，与广大群众对红色官员阶级的痛恨有极大关系。
如何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矛盾﹖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在「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主张官员直选制、官员低薪制等。其实，文革初中国社会弥漫「巴黎公社热」，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但他倡导的是革命的狂暴、残酷与无法无天，却坚拒巴黎公社自由平等的合理元素。陈伯达大惊失色，在接见湖南代表时他呼吁群众不要被杨小凯等人蒙蔽，「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江青诅咒杨小凯的战斗队，高喊「让他见鬼去吧」 ﹗嫉贤妒能的康生则认定杨小凯背后有「反革命黑手」，他绝不相信杨小凯的主张来自高中生的思考。事实证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文革派，比被打倒的走资派更自私、更狭隘、也更贪恋权势，绝不容忍年轻人对国家前途、体制弊病、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矛盾有严肃的思考。杨小凯母亲受儿子牵连悲惨死去。九八年，杨小凯出版被国际学界誉为「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专着《经济学原理》，他在扉页上悲恸写道：「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
服刑十年，是杨小凯一生中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在监狱里，他继续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他从研究牢友的个人遭遇入手，总结暴力革命的教训。有一个独眼服刑人曾亲手弄瞎了派出所长的双眼，就因为派出所长文革前逼供时弄瞎了他一只眼。派出所长犯罪在先，但如果具备监督惩处公仆的机制，又何来这样的冤冤相报﹖这难道不是体制之错﹖监狱里还关了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纠察队员，他炫耀地向牢友介绍，文革中如何在公园里捕捉无辜的恋人，以「流氓罪」及酷刑进行恐吓，强迫他们当场表演「活春宫」来换取自由。然而，纠察队员入狱却非为这宗丧尽天良的罪恶，就是说，还有许多流氓恶棍仍生活得「清白」而潇洒，正等待文革这种放浪节日的重临。群众运动的残暴、无序，令杨小凯心目中文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荡然无存。
杨小凯没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他在狱中向刑事犯「学习」以了解社会，深化思考﹔再向「政治犯」请教，吸纳他们的知识。等到长沙一中高中生杨小凯出狱时，他已经以自学方式完成大学教育，掌握了数学、经济学、哲学和英语等大学课程。由「犯人」到学人，如此追求知识，长沙一中的老校友、前总理朱镕基听了有何感想﹖另一位著名校友毛泽东九泉之下若有知，又作如何之想﹖
这是杨小凯人格的胜利，但仍不是中国良知的胜利。杨小凯出狱，中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正享受「一风吹」摘帽的喜悦，重放的鲜花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天，尽管是迟到的春天。而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却因「政治审查」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小凯的冤案亲自作出批示，湖南省高级法院才归还了杨小凯的清白之身，他终于凭实力昂头挺胸考上研究生。
一九八三年，杨小凯出国留学受阻，仍被笼罩在厄运的阴霾之下。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出面批准杨小凯出国深造。似乎可以说，杨小凯虽坎坷，但仍属幸运儿：因为邓小平主导改革，他才有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因为胡耀邦的批示，他才得到彻底平反﹔因为赵紫阳的过问，出国留学才得以成行。
杨小凯来到海外，格外体会到人权与自由的可贵，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神州大地的眷恋、对人民的感念，绝不输给任何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杨小凯的最后十年，在醉心于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骄人成就的同时，他更像一个在中国底层最常见的忧国忧民者那样，关注着、思考着、阐说着中国的现状，骨鲠在喉般地说出心底的忧愤。
杨小凯利用接受采访、回国讲学的机会，肯定中国的改革事业，但也提出严肃中肯的意见。「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仍萦绕于他灵魂的每一角落。杨小凯批评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他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
杨小凯密切注意中国制度转型的试验，但告诫众学者：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要看「几代企业家之间的差别」。杨指出，改革时期第一代企业家需要靠玩政治生存，打着支持改革的招牌，要搞很多政治上的东西才能活下来，最后仍不免垮掉。第二代政治色彩淡一些，但要既会玩白道，又要会玩黑道，还要真正有些经营能力。「再下面一代……包括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搞房地产，基本上是很低调的，不再玩政治，经营上的能力更多一些」。这些企业家经营方式、精神状态、操作方式的改变，更能说明中国制度转型的程度。
中共十六大召开，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老板都可以加入中共，是好事情。但杨小凯认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折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三农问题也令杨小凯忧心忡忡，因为中国没有好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超经济的政治权力就去强抢、兼并农民土地，用非常低的价钱征购、征用，再倒手买卖﹔正义荡然无存。
杨小凯尤其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走宪政之路。他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国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将来一天当老百姓，任何权利都没有，下场难免悲惨。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都不会死得这么惨，包括林彪。」
杨小凯离开人世，人们感慨他早年迷惘、中年卓越，但奇迹般似地，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三位具指针意义的改革派领袖，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留下印记、改变他的命运。也许只是巧合而已，但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的问题，难道不也顽强地萦绕于悲剧性领袖人物「邓胡赵」的心头﹖也许有着一样的执着、一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杨小凯在社会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以及不可比拟的学养优势，因而这位「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要比改革派领袖更深刻，他的「新思维」更具可操作性。可以预见的是，杨小凯一旦进入历史，他生前所有的努力探索，连同他非凡的痛苦，一定会升华为中国崛起的思想资源与强大动力。——《亚洲周刊》第三十期
澳洲莫纳什大学华人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界明星杨小凯去世，终年五十五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说过：「有个中国学者，可能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就是杨小凯。」
知道杨小凯经历与成就的同龄华人则感到心头重重一击，深切意识到他是多么杰出，而走得又是多么早。正如朋友们给杨小凯夫人吴小娟与三个子女的吊唁信中所说：「他非凡的资质和非凡的成就，早已完成了一个真正辉煌的人生，一个足堪后世敬仰和效法的人生。这些话是应该在他生前就让他听到……」
杨小凯生于一九四八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十八岁，是最标准的「老三届」。跟血统一样，人绝对无法选择的就是自己的时代。杨小凯和同龄人一样，学业被荒废，一样狂信过「毛泽东主义」，文革后被讥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愚昧之树即是无果之树，这代人一生被断送，当今中国最穷困、最落魄的都市民众几近「老三届」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具备同一知识起点的杨小凯，却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走向学习与思索，走向苦难也走向辉煌，成为时代巨人。
文革时中国曾流行马克思的名言：「有些事第一次出现时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时是闹剧。」这正是杨小凯牢狱之灾的写照，不过次序被颠倒：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才是悲剧。杨小凯原名杨曦光，一九六七年仗义执言，为观点相同但派别不同的群众组织「湘江风雷」张目，指责湖南军区镇压群众，因而被捕。他在牢房里恶作剧地高唱「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这是过去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牢时唱的歌，显示了时光倒流的荒诞，也令基层当局不胜惶恐，不知年轻人为何方神圣。
杨小凯第二次入狱是因言获罪，被判十年徒刑。他写了系列文章《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而最具震撼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令他成为在湖南及全国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这篇文章与当时限于派性争斗的大字报不同，戳痛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的神经。原来杨小凯要按列宁的思路，「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
但杨小凯对中共建政十七年以来阶级变动的思考，源于自己的观察与探索，并非赶时髦。他首先反省自己家庭的「特权」。杨小凯父母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省厅级高干，虽受彭德怀事件影响，仕途受挫，但仍一直享有「配保姆」的待遇。杨小凯以为主仆关系一向融洽，岂料文革开始，保姆与他家划清界线，更参加了「保姆战斗队」，原来保姆多年一直暗暗憎恨东家。杨小凯认为，这是因为干部背弃了革命年代「建立平等社会」的承诺，建政后以特权凭空占有了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已形成了「红色官员阶级」。文革的爆发，除了高层政争的因素之外，与广大群众对红色官员阶级的痛恨有极大关系。
如何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矛盾﹖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在「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主张官员直选制、官员低薪制等。其实，文革初中国社会弥漫「巴黎公社热」，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但他倡导的是革命的狂暴、残酷与无法无天，却坚拒巴黎公社自由平等的合理元素。陈伯达大惊失色，在接见湖南代表时他呼吁群众不要被杨小凯等人蒙蔽，「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江青诅咒杨小凯的战斗队，高喊「让他见鬼去吧」 ﹗嫉贤妒能的康生则认定杨小凯背后有「反革命黑手」，他绝不相信杨小凯的主张来自高中生的思考。事实证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文革派，比被打倒的走资派更自私、更狭隘、也更贪恋权势，绝不容忍年轻人对国家前途、体制弊病、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矛盾有严肃的思考。杨小凯母亲受儿子牵连悲惨死去。九八年，杨小凯出版被国际学界誉为「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专着《经济学原理》，他在扉页上悲恸写道：「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
服刑十年，是杨小凯一生中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在监狱里，他继续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他从研究牢友的个人遭遇入手，总结暴力革命的教训。有一个独眼服刑人曾亲手弄瞎了派出所长的双眼，就因为派出所长文革前逼供时弄瞎了他一只眼。派出所长犯罪在先，但如果具备监督惩处公仆的机制，又何来这样的冤冤相报﹖这难道不是体制之错﹖监狱里还关了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纠察队员，他炫耀地向牢友介绍，文革中如何在公园里捕捉无辜的恋人，以「流氓罪」及酷刑进行恐吓，强迫他们当场表演「活春宫」来换取自由。然而，纠察队员入狱却非为这宗丧尽天良的罪恶，就是说，还有许多流氓恶棍仍生活得「清白」而潇洒，正等待文革这种放浪节日的重临。群众运动的残暴、无序，令杨小凯心目中文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荡然无存。
杨小凯没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他在狱中向刑事犯「学习」以了解社会，深化思考﹔再向「政治犯」请教，吸纳他们的知识。等到长沙一中高中生杨小凯出狱时，他已经以自学方式完成大学教育，掌握了数学、经济学、哲学和英语等大学课程。由「犯人」到学人，如此追求知识，长沙一中的老校友、前总理朱镕基听了有何感想﹖另一位著名校友毛泽东九泉之下若有知，又作如何之想﹖
这是杨小凯人格的胜利，但仍不是中国良知的胜利。杨小凯出狱，中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正享受「一风吹」摘帽的喜悦，重放的鲜花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天，尽管是迟到的春天。而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却因「政治审查」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小凯的冤案亲自作出批示，湖南省高级法院才归还了杨小凯的清白之身，他终于凭实力昂头挺胸考上研究生。
一九八三年，杨小凯出国留学受阻，仍被笼罩在厄运的阴霾之下。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出面批准杨小凯出国深造。似乎可以说，杨小凯虽坎坷，但仍属幸运儿：因为邓小平主导改革，他才有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因为胡耀邦的批示，他才得到彻底平反﹔因为赵紫阳的过问，出国留学才得以成行。
杨小凯来到海外，格外体会到人权与自由的可贵，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神州大地的眷恋、对人民的感念，绝不输给任何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杨小凯的最后十年，在醉心于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骄人成就的同时，他更像一个在中国底层最常见的忧国忧民者那样，关注着、思考着、阐说着中国的现状，骨鲠在喉般地说出心底的忧愤。
杨小凯利用接受采访、回国讲学的机会，肯定中国的改革事业，但也提出严肃中肯的意见。「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仍萦绕于他灵魂的每一角落。杨小凯批评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他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
杨小凯密切注意中国制度转型的试验，但告诫众学者：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要看「几代企业家之间的差别」。杨指出，改革时期第一代企业家需要靠玩政治生存，打着支持改革的招牌，要搞很多政治上的东西才能活下来，最后仍不免垮掉。第二代政治色彩淡一些，但要既会玩白道，又要会玩黑道，还要真正有些经营能力。「再下面一代……包括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搞房地产，基本上是很低调的，不再玩政治，经营上的能力更多一些」。这些企业家经营方式、精神状态、操作方式的改变，更能说明中国制度转型的程度。
中共十六大召开，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老板都可以加入中共，是好事情。但杨小凯认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折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三农问题也令杨小凯忧心忡忡，因为中国没有好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超经济的政治权力就去强抢、兼并农民土地，用非常低的价钱征购、征用，再倒手买卖﹔正义荡然无存。
杨小凯尤其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走宪政之路。他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国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将来一天当老百姓，任何权利都没有，下场难免悲惨。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都不会死得这么惨，包括林彪。」
杨小凯离开人世，人们感慨他早年迷惘、中年卓越，但奇迹般似地，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三位具指针意义的改革派领袖，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留下印记、改变他的命运。也许只是巧合而已，但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的问题，难道不也顽强地萦绕于悲剧性领袖人物「邓胡赵」的心头﹖也许有着一样的执着、一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杨小凯在社会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以及不可比拟的学养优势，因而这位「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要比改革派领袖更深刻，他的「新思维」更具可操作性。可以预见的是，杨小凯一旦进入历史，他生前所有的努力探索，连同他非凡的痛苦，一定会升华为中国崛起的思想资源与强大动力。——《亚洲周刊》第三十期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傅国涌：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極權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 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階級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階級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 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 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 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
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國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國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國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 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國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 “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國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國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極權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 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階級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階級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 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 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 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
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國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國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國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 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國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 “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國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國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还我自由！”
“还我人权、自由！”——纪念林昭76忌辰和殉难40周年
魏紫丹
今年是纪念世界人权日60周年，喜看中国人民人权觉悟今胜昔。此时此刻，不由得不令人思念起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女儿、维权运动的先烈林昭女士。她是近现代史上最坚决的、毫不含糊的维权战士之一。她的维权精神感天地，泣鬼神。4月29日是她为维护人权、反对极权殉难40周年；今天（12月16日），是她76忌辰。光辉而短促的一生，享年共35岁零4个月13天。
一、林昭是一个为人权抗争的自觉的殉道者
一个人，他是为什么而死，就最终地表明他是为什么而生。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如果至死尚未达到，就会“死不瞑目”。这就说明，一个人的“人死观”就是他对人生在主观上的终极关怀，在客观上的最终定格，也即他“人生观”最彻底的表现。所以评定一个人说要“盖棺论定”，就是这个道理。一般胸无大志的平民百姓，大致如俗话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野心家，如年羹尧（有说是袁世凯？）所说：“大丈夫可以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不管是否他说的，说明人各有志就是了，假如有人误会成是毛氏语录也绝非异想天开。也有的是为了子女，也有的是为了爱情，也有的是为了信仰，也有的是为了兴趣或事业……总之，为什么的都有。有人不明白林昭的人生意义，就会既景仰其人格之伟大、崇洁，又慨叹其没能策略地委曲求生。岂不知生命与生命权不完全是一回事。被枪毙前一分钟的犯人尚有生命，但他早已丧失了生命权。林昭是为了捍卫人的，包括自己的，但又及于全民的生命权以及作为人之异于动物的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九死不悔的。她的难友劝她:“何必这样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林昭回答:“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这是艺术性的表达，作为政治表态，林昭始终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生命权、独立思想和人格尊严。她说：“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这不仅是她的言论，而且也是她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真的，是毫无例外的每一步行动，包括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都完全是在维护自己或别人的、或大家的人权、自由。
人权是自然的，是人人应有和必有之权，那为什么还需要维护和捍卫呢？在中国，自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五音不全地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就从此在灵魂上再也站立不起来了，不仅灵魂上如此，而且在肉体上也还都被判处了“死缓”，苟活待毙于倒计时中。所有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无生命权，通过“在楼梯上打架”（林昭对“阶级斗争”的戏称），脑袋随时可以搬家。说成文绉绉的“朝不保夕”或说成大老粗的话：“晚上脱了鞋还不知早上穿不穿？”都能表明内心充满危机感。谁能说“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元帅、内阁大臣在内？林昭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而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呀！”
林昭发出了“还我人权、自由！”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个“我”，并非第一人称、单数，而是岳飞“还我河山”中的“还我”二字。她不是仅仅坐而论道，而更是以身殉道。“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些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己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她更应该做的事情呢？！”“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于我这样一份光荣。”
我们后死者应该继承先烈林昭的精神，努力使“还我人权、自由！”成为当今中国舆论的主旋律、家喻户晓的人权觉醒以及全民统一维权步伐的行动目标！虽然我们都没有林昭那样伟大崇高的智、仁、勇（古之所谓“天下之达德”），但我们无论如何总应该和总能够去推己及人地维护人的人格尊严吧！憲政學者李鐵先生说得好：“生為一個人，每一個人要把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能把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才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就是人以有尊嚴為天。不論我們有多麼貧賤，多麼無知，與一切作為人的有尊嚴的生命之外的一切身分、地位無關，任何個人和組織不能剝奪人的任何應有的權力，与生俱來的權力。”
二、她， 为维护右派的人权，被划了极右派
她划右派并不是因为她大鸣大放、猖狂向党进攻。不是的，连小鸣小放都没有。在反右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產党、热爱毛主席、追随革命、比较“左”的青年。她非但没有鸣放，而且对别人的某些过激鸣放都不以为然。当《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红楼》编委会时，林昭批判他们说：“我有受骗的感觉！”意思是平常亲近相处，想不到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右派言行而使自己毕露原形。但当党自食其言，左派跟屁虫张牙舞爪、无限上纲、粗暴地整人时，她又质问：“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林昭在日记上写道：“党啊！您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对母亲不必要歌功颂德，母亲最爱听的是她的毛病。因为爱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对爬在母亲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为了母亲能更好地领我们前进，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让我们帮助母亲清除毒菌，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决不允许！可悲的事终于发生，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两天来的局势，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组织和号召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她一面痛心疾首、心怀强烈不满，但还一面仍是“我把党来比母亲”。
她曾在在大会上坦诚揭示自己的内心矛盾：“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林昭思想发展的分水岭就在这里：从时间来说是1957年，从性质来说是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以前种种错误、恶行都是受“组织性”之驱使；以后种种嘉言懿行以至堪称为崇高、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胆识，都是来自良心的驱使。
“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恶名远扬的反右派运动以来，我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罗刹的嘴脸，则我断然不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
可见她是由于不“跟着共产党去反右”，才划为右派的；她表明自己“只好”“ 反共了”。她以浩然正气、气壮山河地宣称：“怕死不反共产党！”
“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是当代中国人思想的主要矛盾。由于取舍不同，各人走了殊异的人生道路。当她在会上抛掷出这一观点时，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后者中有人说：“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怀疑”，并引发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根据陈爱文的回忆：人家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
以林昭而论。她也曾受骗、受组织性驱使作了一些违背良心、良知的事。如，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母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又如，与父亲彭国彦划清界限，连姓“彭”都不姓了，只留下名字“令昭”，“令、林”在她家乡是同音，于是她便成了林姑娘林昭。同时，她把家庭成分报成“反动官僚“。但是，后来她就觉悟了，跟医生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觉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受骗的年龄，但尚未达到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后来她愤怒控诉道：“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这明显是接受了父亲的影响。父女刚刚离而复合、心心相印时，女儿被捕了；“我们家完了！”受尽迫害而仍坚持活下来的父亲，绝望了，服药自杀了。父亲是个留学英国、很有见识的宪政学者，林昭从父亲那里获取了哪些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这是需要寻找新的资料、继续进行研究的课题。
当她受组织性驱使时，在土改中看到地主在冬天被泡在冷水里，冻得发抖、嗥叫，她没有恻隐之心、悲悯之怀，而是感到一种“冷酷的美”。当牧师在被赶出教堂，他以《共同纲领》里的宗教信仰自由相辩护时，她竟以中央有通知，土改期间停止宗教活动劝牧师走开。又如，对张元勋“我有受骗的感觉！”等等等等，反省起来令她痛彻心扉。她在狱中告诉张元勋说：她从前对他说的“受骗”，这本身就是真正的受骗！“不要忘了告诉活着的人们：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组织性”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就是党性，就是阶级性的最高形式，就是人性的大敌。良心呢，是人性之本。极权如不泯灭或蒙昧人的良心，是难以建立起来的。监狱里所以会盛行着惨无人道，就是党性发作的原因。再质地纯洁的人，即便如林昭，一旦在他身上党性占上风，就会麻木不仁，甚至能从对地主丧失人性的残忍中感到一种“冷酷的美”。可见党性残毒之剧烈，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它是大陆人间种种惨不忍睹的罪恶之源！
毛澤東竟厚顏無恥地跟他的中央大员们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这里所谓的“在這件事情上”、“在這方面”,其实已经是无所不包了。如果不按毛泽东的要求，不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这个份儿上，不让走資派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时白发二尺长，死前身体疼痛得使他把一个塑料瓶捏瘪；不让张志新这位党内同志死前遭轮奸，临死把头垫在砖头上割去喉管；不让林昭长期被残酷地蹂躏，最后从病床上拖去秘密处死，然后向家庭讨5分钱的子弹费；那么，这就是：“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良心尚未彻底泯灭、党性还不纯粹的表现。
在她的所有论述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这类词汇：自由、民主、人权、人格、人性、人情、人心、良知、良心。举例如下：
“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 情！”
“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一贯地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的制度，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的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我倒并不怕被别人骂几句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惟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在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之下——（都做到）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坚而不淄，磨而不磷的良心！”
“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吶！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著對於人的凌虐、迫害與污辱，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
有一位看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人，发表观后感说；“人，可以不懂任何政治、也可以不了解任何理论和主义。人，只要有未泯灭的良心和正义，就能在一片混沌里分辨出善与恶、美与丑。”
如果把具体形式撇开，林昭与共产党的斗争，放在灵魂的领域，就是良心与党性的生死搏斗。是的，是生死搏斗，她为此自杀四次，被杀一次。
扩而大之，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所有它进行的党内、党外的一切斗争，都具有这一性质，只是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把它恶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罢了。以此用来定性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正确的，不过需要加以补充，这就是表现在制度的层面上，“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以民主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的“党天下”。
共产党反右派运动的历史及其种种罪恶，都可以集中地浓缩在林昭身上。所以，研究反右运动而不了解林昭，就盖难以避免本质性的缺陷。
三、 她，为维护公民的人权，被处以极刑，褫夺公权终身
自从林昭划右派后，“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就进一步表现为“极权与公民人权的矛盾”，为己为民，大声疾呼：“还我人权、自由！”她用“怕人的眼光”死死盯住极权、极权政治、极权暴政、极权统治、极权制度、极权寡头、恐怖制度、奴隶制度、奴役制度……
夫极权者，乃对权力之运用、达到无所不用其极之谓也。弗里德利克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极权主义》，1954年出版）没有任何资料说明林昭看过这类书，可他却能在中国独一无二地首先指出毛共是“极权统治”，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一切的恐怖组织”，；实在是又“难能”、又“可贵 ”的。而她反极权的言行，正好与这六条不谋而合。分述如下：
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林昭就此指出：“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 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忒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林昭又指出，极权体制是“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这就是作为治国之道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林昭把这样的阶级斗争称之为“在楼梯上打架”，它并不是以客观存在的利益分野为基础——恰恰相反是要掩饰这样的分化与冲突；它是按照统治的意志，人为制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性之恶，动物式的嗜杀性。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为鹄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词批判这样的煽动“血和仇恨”的阶级斗争逻辑，是包含着一种隐忧的：她已经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杀戮的逼近和来临，她自己也最后牺牲于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与仇恨”之中。 千（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
她对共产党的认识与挞伐，鞭辟入里，擒贼擒王。她指出：“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澡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通过批毛“言志”的歪诗，来批判毛的陈旧、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她在監獄醫院牆上寫下的《自由吟》五章也被他们判为“反革命詩詞”，“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註說：“他日倒也請天下人評評看，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詩詞！？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並不見得比‘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更陳舊、更落後和更反動的！”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颂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
“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在她参与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其施政纲领的“八项政治主张”（后简称“政纲”）里：“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
3、政府垄断军队
尚未发现她在这方面的论述，但“政纲”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
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
要维护这样的极权体制，就必然实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实行精神欺骗与控制。这就是极权体制下，极为发达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即宣传、舆论部门。其重视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许因为林昭是学新闻出身的，因此，她对中国的新闻、报纸的实质有更多的关注、思考，更为尖锐的批判。她指出，中国的报纸是“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装饰门面”，不断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为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之外，还是“御用的情报中心”，通过所谓“内部（参考）资料”而提供国内情报，以“供捉风捕影”的内部整肃和发动“阶级斗争”之需要。
尽管林昭在书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视：“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人民众的尊重呢？”（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
她指出，这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也就是说，社会、国家的极权，不仅体现为“以党治国”，更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即所谓“民主集中制”旗号下的“党内生活的极端专制”，层层监视和控制为基础的。林昭说：“我所在的并非书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非刑残害”的极端“ 暴行”，而又严密有效的“恐怖制度”中，这里“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甚至不谈‘盗德’”，如林昭所说，是把专制的逻辑，推行到了“干净，彻底，全部”的极端，而这样的秘密特务的“恐怖制度”正是极权统治的“物质基础，或组织基础”。
“先生们，你们的秘密特务为着企图‘制服’这个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则莫说其它家仇国恨等等，即使仅只根据着自己个人的遭遇，我也已经就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立下血的复仇之誓言。”
警察制度固然制造恐怖、使人人自危，但相当多的情况是首先自己吓自己，自己内心里首先就住进了公安局派出所。而林昭，她正好是首先砸碎了自己内心的公安局派出所，先安内尔后攘外，所以他总是心无怯懦，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心安理得。
6、集中管理的经济
在她的视野里，独立思想、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等等，大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这本是她关切的中心。但当“共产党疯了”的时候，不惜民力，劳民伤财，大跃进，大折腾，大兵团作战，大办钢铁，大搞食堂，卫星上天，元帅升帐，大话空话假话满天飞，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特别是对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她伤时忧世，满腔孤愤，爱国之情、反党之心益炽，与自己有共同看法的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徐誠一起创辦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地下刊物。稱贊彭德懷為民請命，抨擊毛澤東倒行逆施。其中一文《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号召党内健康的力量组成“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起來革命，纠正极左路线。
一九六二年，他们成立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里，关于经济的有三条：“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走近林昭》）。
她说明：“这个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就这样，1960年10月她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 被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2年3月准予“保外就医”回家，同年12月以扩充反革命组织罪再次收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
林昭实现了自我，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她把刘胡兰“怕死不当共产党”改为“怕死不反共产党”，她才真正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张元勋探监，让我们看到她——一个骄人、感人的真实形象。她占有精神上的绝对优势，居高临下地怒斥那般极权小丑残暴不仁的恶行和卑鄙无耻的勾当；她是多么地大义凛然呀！小丑当场出丑，胆战心惊，无地自容，他们是多么地害怕她呀！就算他们有枪杆子，可以枪杀她，但仍用橡皮塞子塞进她嘴，不让她发出声音，因为她每句话都是对极权统治的判决词和维护人权的宣言书。直至她死后40年的今天，人们去上坟祭奠她，仍遭到监控，甚至审问。“你为什么要去祭奠她？你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吗？”“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她不就是个死人吗？”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庞然政权，怕一个它肉体消灭了的弱女子、“还我人权、自由”的幽灵？！
这就意味着，极权者告诉维权者说：“宣扬林昭精神，对于我们是最致命的。”
作者为学者、作家，居美国。
魏紫丹
今年是纪念世界人权日60周年，喜看中国人民人权觉悟今胜昔。此时此刻，不由得不令人思念起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女儿、维权运动的先烈林昭女士。她是近现代史上最坚决的、毫不含糊的维权战士之一。她的维权精神感天地，泣鬼神。4月29日是她为维护人权、反对极权殉难40周年；今天（12月16日），是她76忌辰。光辉而短促的一生，享年共35岁零4个月13天。
一、林昭是一个为人权抗争的自觉的殉道者
一个人，他是为什么而死，就最终地表明他是为什么而生。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如果至死尚未达到，就会“死不瞑目”。这就说明，一个人的“人死观”就是他对人生在主观上的终极关怀，在客观上的最终定格，也即他“人生观”最彻底的表现。所以评定一个人说要“盖棺论定”，就是这个道理。一般胸无大志的平民百姓，大致如俗话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野心家，如年羹尧（有说是袁世凯？）所说：“大丈夫可以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不管是否他说的，说明人各有志就是了，假如有人误会成是毛氏语录也绝非异想天开。也有的是为了子女，也有的是为了爱情，也有的是为了信仰，也有的是为了兴趣或事业……总之，为什么的都有。有人不明白林昭的人生意义，就会既景仰其人格之伟大、崇洁，又慨叹其没能策略地委曲求生。岂不知生命与生命权不完全是一回事。被枪毙前一分钟的犯人尚有生命，但他早已丧失了生命权。林昭是为了捍卫人的，包括自己的，但又及于全民的生命权以及作为人之异于动物的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九死不悔的。她的难友劝她:“何必这样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林昭回答:“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这是艺术性的表达，作为政治表态，林昭始终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生命权、独立思想和人格尊严。她说：“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这不仅是她的言论，而且也是她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真的，是毫无例外的每一步行动，包括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都完全是在维护自己或别人的、或大家的人权、自由。
人权是自然的，是人人应有和必有之权，那为什么还需要维护和捍卫呢？在中国，自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五音不全地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就从此在灵魂上再也站立不起来了，不仅灵魂上如此，而且在肉体上也还都被判处了“死缓”，苟活待毙于倒计时中。所有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无生命权，通过“在楼梯上打架”（林昭对“阶级斗争”的戏称），脑袋随时可以搬家。说成文绉绉的“朝不保夕”或说成大老粗的话：“晚上脱了鞋还不知早上穿不穿？”都能表明内心充满危机感。谁能说“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元帅、内阁大臣在内？林昭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而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呀！”
林昭发出了“还我人权、自由！”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个“我”，并非第一人称、单数，而是岳飞“还我河山”中的“还我”二字。她不是仅仅坐而论道，而更是以身殉道。“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些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己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她更应该做的事情呢？！”“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于我这样一份光荣。”
我们后死者应该继承先烈林昭的精神，努力使“还我人权、自由！”成为当今中国舆论的主旋律、家喻户晓的人权觉醒以及全民统一维权步伐的行动目标！虽然我们都没有林昭那样伟大崇高的智、仁、勇（古之所谓“天下之达德”），但我们无论如何总应该和总能够去推己及人地维护人的人格尊严吧！憲政學者李鐵先生说得好：“生為一個人，每一個人要把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能把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才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就是人以有尊嚴為天。不論我們有多麼貧賤，多麼無知，與一切作為人的有尊嚴的生命之外的一切身分、地位無關，任何個人和組織不能剝奪人的任何應有的權力，与生俱來的權力。”
二、她， 为维护右派的人权，被划了极右派
她划右派并不是因为她大鸣大放、猖狂向党进攻。不是的，连小鸣小放都没有。在反右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產党、热爱毛主席、追随革命、比较“左”的青年。她非但没有鸣放，而且对别人的某些过激鸣放都不以为然。当《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红楼》编委会时，林昭批判他们说：“我有受骗的感觉！”意思是平常亲近相处，想不到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右派言行而使自己毕露原形。但当党自食其言，左派跟屁虫张牙舞爪、无限上纲、粗暴地整人时，她又质问：“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林昭在日记上写道：“党啊！您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对母亲不必要歌功颂德，母亲最爱听的是她的毛病。因为爱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对爬在母亲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为了母亲能更好地领我们前进，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让我们帮助母亲清除毒菌，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决不允许！可悲的事终于发生，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两天来的局势，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组织和号召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她一面痛心疾首、心怀强烈不满，但还一面仍是“我把党来比母亲”。
她曾在在大会上坦诚揭示自己的内心矛盾：“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林昭思想发展的分水岭就在这里：从时间来说是1957年，从性质来说是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以前种种错误、恶行都是受“组织性”之驱使；以后种种嘉言懿行以至堪称为崇高、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胆识，都是来自良心的驱使。
“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恶名远扬的反右派运动以来，我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罗刹的嘴脸，则我断然不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
可见她是由于不“跟着共产党去反右”，才划为右派的；她表明自己“只好”“ 反共了”。她以浩然正气、气壮山河地宣称：“怕死不反共产党！”
“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是当代中国人思想的主要矛盾。由于取舍不同，各人走了殊异的人生道路。当她在会上抛掷出这一观点时，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后者中有人说：“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怀疑”，并引发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根据陈爱文的回忆：人家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
以林昭而论。她也曾受骗、受组织性驱使作了一些违背良心、良知的事。如，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母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又如，与父亲彭国彦划清界限，连姓“彭”都不姓了，只留下名字“令昭”，“令、林”在她家乡是同音，于是她便成了林姑娘林昭。同时，她把家庭成分报成“反动官僚“。但是，后来她就觉悟了，跟医生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觉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受骗的年龄，但尚未达到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后来她愤怒控诉道：“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这明显是接受了父亲的影响。父女刚刚离而复合、心心相印时，女儿被捕了；“我们家完了！”受尽迫害而仍坚持活下来的父亲，绝望了，服药自杀了。父亲是个留学英国、很有见识的宪政学者，林昭从父亲那里获取了哪些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这是需要寻找新的资料、继续进行研究的课题。
当她受组织性驱使时，在土改中看到地主在冬天被泡在冷水里，冻得发抖、嗥叫，她没有恻隐之心、悲悯之怀，而是感到一种“冷酷的美”。当牧师在被赶出教堂，他以《共同纲领》里的宗教信仰自由相辩护时，她竟以中央有通知，土改期间停止宗教活动劝牧师走开。又如，对张元勋“我有受骗的感觉！”等等等等，反省起来令她痛彻心扉。她在狱中告诉张元勋说：她从前对他说的“受骗”，这本身就是真正的受骗！“不要忘了告诉活着的人们：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组织性”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就是党性，就是阶级性的最高形式，就是人性的大敌。良心呢，是人性之本。极权如不泯灭或蒙昧人的良心，是难以建立起来的。监狱里所以会盛行着惨无人道，就是党性发作的原因。再质地纯洁的人，即便如林昭，一旦在他身上党性占上风，就会麻木不仁，甚至能从对地主丧失人性的残忍中感到一种“冷酷的美”。可见党性残毒之剧烈，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它是大陆人间种种惨不忍睹的罪恶之源！
毛澤東竟厚顏無恥地跟他的中央大员们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这里所谓的“在這件事情上”、“在這方面”,其实已经是无所不包了。如果不按毛泽东的要求，不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这个份儿上，不让走資派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时白发二尺长，死前身体疼痛得使他把一个塑料瓶捏瘪；不让张志新这位党内同志死前遭轮奸，临死把头垫在砖头上割去喉管；不让林昭长期被残酷地蹂躏，最后从病床上拖去秘密处死，然后向家庭讨5分钱的子弹费；那么，这就是：“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良心尚未彻底泯灭、党性还不纯粹的表现。
在她的所有论述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这类词汇：自由、民主、人权、人格、人性、人情、人心、良知、良心。举例如下：
“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 情！”
“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一贯地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的制度，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的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我倒并不怕被别人骂几句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惟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在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之下——（都做到）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坚而不淄，磨而不磷的良心！”
“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吶！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著對於人的凌虐、迫害與污辱，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
有一位看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人，发表观后感说；“人，可以不懂任何政治、也可以不了解任何理论和主义。人，只要有未泯灭的良心和正义，就能在一片混沌里分辨出善与恶、美与丑。”
如果把具体形式撇开，林昭与共产党的斗争，放在灵魂的领域，就是良心与党性的生死搏斗。是的，是生死搏斗，她为此自杀四次，被杀一次。
扩而大之，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所有它进行的党内、党外的一切斗争，都具有这一性质，只是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把它恶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罢了。以此用来定性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正确的，不过需要加以补充，这就是表现在制度的层面上，“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以民主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的“党天下”。
共产党反右派运动的历史及其种种罪恶，都可以集中地浓缩在林昭身上。所以，研究反右运动而不了解林昭，就盖难以避免本质性的缺陷。
三、 她，为维护公民的人权，被处以极刑，褫夺公权终身
自从林昭划右派后，“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就进一步表现为“极权与公民人权的矛盾”，为己为民，大声疾呼：“还我人权、自由！”她用“怕人的眼光”死死盯住极权、极权政治、极权暴政、极权统治、极权制度、极权寡头、恐怖制度、奴隶制度、奴役制度……
夫极权者，乃对权力之运用、达到无所不用其极之谓也。弗里德利克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极权主义》，1954年出版）没有任何资料说明林昭看过这类书，可他却能在中国独一无二地首先指出毛共是“极权统治”，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一切的恐怖组织”，；实在是又“难能”、又“可贵 ”的。而她反极权的言行，正好与这六条不谋而合。分述如下：
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林昭就此指出：“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 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忒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林昭又指出，极权体制是“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这就是作为治国之道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林昭把这样的阶级斗争称之为“在楼梯上打架”，它并不是以客观存在的利益分野为基础——恰恰相反是要掩饰这样的分化与冲突；它是按照统治的意志，人为制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性之恶，动物式的嗜杀性。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为鹄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词批判这样的煽动“血和仇恨”的阶级斗争逻辑，是包含着一种隐忧的：她已经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杀戮的逼近和来临，她自己也最后牺牲于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与仇恨”之中。 千（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
她对共产党的认识与挞伐，鞭辟入里，擒贼擒王。她指出：“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澡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通过批毛“言志”的歪诗，来批判毛的陈旧、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她在監獄醫院牆上寫下的《自由吟》五章也被他们判为“反革命詩詞”，“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註說：“他日倒也請天下人評評看，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詩詞！？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並不見得比‘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更陳舊、更落後和更反動的！”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颂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
“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在她参与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其施政纲领的“八项政治主张”（后简称“政纲”）里：“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
3、政府垄断军队
尚未发现她在这方面的论述，但“政纲”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
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
要维护这样的极权体制，就必然实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实行精神欺骗与控制。这就是极权体制下，极为发达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即宣传、舆论部门。其重视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许因为林昭是学新闻出身的，因此，她对中国的新闻、报纸的实质有更多的关注、思考，更为尖锐的批判。她指出，中国的报纸是“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装饰门面”，不断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为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之外，还是“御用的情报中心”，通过所谓“内部（参考）资料”而提供国内情报，以“供捉风捕影”的内部整肃和发动“阶级斗争”之需要。
尽管林昭在书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视：“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人民众的尊重呢？”（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
她指出，这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也就是说，社会、国家的极权，不仅体现为“以党治国”，更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即所谓“民主集中制”旗号下的“党内生活的极端专制”，层层监视和控制为基础的。林昭说：“我所在的并非书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非刑残害”的极端“ 暴行”，而又严密有效的“恐怖制度”中，这里“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甚至不谈‘盗德’”，如林昭所说，是把专制的逻辑，推行到了“干净，彻底，全部”的极端，而这样的秘密特务的“恐怖制度”正是极权统治的“物质基础，或组织基础”。
“先生们，你们的秘密特务为着企图‘制服’这个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则莫说其它家仇国恨等等，即使仅只根据着自己个人的遭遇，我也已经就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立下血的复仇之誓言。”
警察制度固然制造恐怖、使人人自危，但相当多的情况是首先自己吓自己，自己内心里首先就住进了公安局派出所。而林昭，她正好是首先砸碎了自己内心的公安局派出所，先安内尔后攘外，所以他总是心无怯懦，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心安理得。
6、集中管理的经济
在她的视野里，独立思想、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等等，大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这本是她关切的中心。但当“共产党疯了”的时候，不惜民力，劳民伤财，大跃进，大折腾，大兵团作战，大办钢铁，大搞食堂，卫星上天，元帅升帐，大话空话假话满天飞，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特别是对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她伤时忧世，满腔孤愤，爱国之情、反党之心益炽，与自己有共同看法的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徐誠一起创辦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地下刊物。稱贊彭德懷為民請命，抨擊毛澤東倒行逆施。其中一文《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号召党内健康的力量组成“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起來革命，纠正极左路线。
一九六二年，他们成立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里，关于经济的有三条：“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走近林昭》）。
她说明：“这个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就这样，1960年10月她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 被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2年3月准予“保外就医”回家，同年12月以扩充反革命组织罪再次收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
林昭实现了自我，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她把刘胡兰“怕死不当共产党”改为“怕死不反共产党”，她才真正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张元勋探监，让我们看到她——一个骄人、感人的真实形象。她占有精神上的绝对优势，居高临下地怒斥那般极权小丑残暴不仁的恶行和卑鄙无耻的勾当；她是多么地大义凛然呀！小丑当场出丑，胆战心惊，无地自容，他们是多么地害怕她呀！就算他们有枪杆子，可以枪杀她，但仍用橡皮塞子塞进她嘴，不让她发出声音，因为她每句话都是对极权统治的判决词和维护人权的宣言书。直至她死后40年的今天，人们去上坟祭奠她，仍遭到监控，甚至审问。“你为什么要去祭奠她？你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吗？”“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她不就是个死人吗？”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庞然政权，怕一个它肉体消灭了的弱女子、“还我人权、自由”的幽灵？！
这就意味着，极权者告诉维权者说：“宣扬林昭精神，对于我们是最致命的。”
作者为学者、作家，居美国。
2008年12月16日星期二
北京大学才女林昭被野蛮惨杀的一幕(节选)
作者：张元勋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著林昭缓缓
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著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著
医生白大褂、内著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著她，她们的身后，是
一个佩枪的警士。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著那个案子，那位文
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面斥禽兽，痛陈狱中非人折磨│已视死如归│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
“林昭，今天是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
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
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著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
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
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
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
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
客气地对我说：“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
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
惯了，不要紧！”
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
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
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
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有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
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
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
“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
“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
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
答：“都好！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
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
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
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
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
是什么犯都一点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
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她们竟然还知道‘要
脸’！她们理曲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
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狱中“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
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
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
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
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
（她指著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
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
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
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
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
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
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帆，头发揪掉
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里面
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
死了，无法脱下。
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著周围：“他们想强奸我！
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
一起的。
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
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
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
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
‘背铐’吧？”我点了点头。
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位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
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
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
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
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笑称见面是篮桥会，以诗送别
我沉默著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
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
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
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
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
我，我盼著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
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
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
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
书信集题名为《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
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
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母亲许宪民尽量保持著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
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
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
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
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
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
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
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
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著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
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
到坐到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
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
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子向奶粉中上下刺
入，凡十几次。
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
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现在
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
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
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
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
个茶杯，女警医把杯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
非常自得。
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
（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
约会于（蓝桥驿）。林昭又一笑，接著说：“又是‘井台会’！”
（井台会，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意指和
许宪民的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
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
“相见时难别亦难”！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
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
她，我迟疑了。管教干部见状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
以过去！”
我于是绕著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在场纺人都怀著极大的兴致注视著！
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色也开始松弛，那“讲坛”上的四位女郎，
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
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慨叹几十万人受骗，一只纸帆船寄心意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
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
速朽，而我魂不散！汾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
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
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著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
他们而被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
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她在捧著的那个旧布袋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
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
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
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
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过一九六０年，林
昭在通信中曾夹寄著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著一艘帆船，
还有一行字，写著“直挂云帆济沧海”。
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
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
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著“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
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
要！”
这时，那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
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
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
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
医搀扶著，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著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
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
天的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
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
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
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著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
个聪明人，很少见！”
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
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湮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
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著
旧布包、卫生纸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著我与母亲许宪民。我们
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
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著，安慰著、诱惑著，她身后的那
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著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著
望著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
消逝！我与许宪民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
│“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
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
亲，说：“Ｘ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著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
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
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
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
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
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
我说：
“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
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
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被枪决后向家属索取五分钱子弹费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
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
向X处长请教：“报告X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
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Ｘ处长
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
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
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
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妈妈便在那里
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
许妈妈拄著手杖，无动于衷地站著。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著
“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第二年的五月一日，我又偷偷地
来到上海，又与许妈妈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
“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
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五月一日枪决！”他问：“你有什
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
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二楼上的林昭家门前。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
“许宪民”，林昭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那家伙只说了三句
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
交五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闻讯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
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
答，扬长而去。
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母亲许宪民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
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
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
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纺第三跑道，接著由两个
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著东西。他们从
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
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再未起身！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
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他们包揽
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
惊恐失常，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目瞪
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妈妈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
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
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
拒于门外！她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
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长街上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
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她开始挎著一只竹篮、提著昔日
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
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流中沉浮、漂
流！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妈妈在某某马路上徘
徊，妹妹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
形容惧枯。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
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
道上，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
有人围观──“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
份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决，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
著！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终于命绝！”│后来，彭
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
前列”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
一九八０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四百
三十五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上有“林昭之墓”，但
那里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
“发之□”！
在说罢这桩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一九五七年北
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
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
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
（原载北京《今日名流》杂志二千年二月号）
--
没有宽容、自强的民族心态，强大起来的
中国的命运就如挥刀自宫的东方不败一样
不仅自身痛苦不已，也会给邻国带来灾难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著林昭缓缓
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著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著
医生白大褂、内著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著她，她们的身后，是
一个佩枪的警士。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著那个案子，那位文
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面斥禽兽，痛陈狱中非人折磨│已视死如归│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
“林昭，今天是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
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
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著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
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
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
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
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
客气地对我说：“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
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
惯了，不要紧！”
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
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
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
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有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
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
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
“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
“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
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
答：“都好！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
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
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
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
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
是什么犯都一点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
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她们竟然还知道‘要
脸’！她们理曲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
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狱中“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
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
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
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
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
（她指著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
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
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
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
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
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
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帆，头发揪掉
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里面
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
死了，无法脱下。
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著周围：“他们想强奸我！
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
一起的。
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
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
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
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
‘背铐’吧？”我点了点头。
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位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
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
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
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
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笑称见面是篮桥会，以诗送别
我沉默著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
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
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
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
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
我，我盼著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
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
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
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
书信集题名为《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
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
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母亲许宪民尽量保持著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
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
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
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
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
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
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
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
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著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
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
到坐到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
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
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子向奶粉中上下刺
入，凡十几次。
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
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现在
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
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
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
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
个茶杯，女警医把杯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
非常自得。
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
（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
约会于（蓝桥驿）。林昭又一笑，接著说：“又是‘井台会’！”
（井台会，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意指和
许宪民的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
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
“相见时难别亦难”！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
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
她，我迟疑了。管教干部见状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
以过去！”
我于是绕著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在场纺人都怀著极大的兴致注视著！
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色也开始松弛，那“讲坛”上的四位女郎，
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
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慨叹几十万人受骗，一只纸帆船寄心意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
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
速朽，而我魂不散！汾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
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
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著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
他们而被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
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她在捧著的那个旧布袋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
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
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
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
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过一九六０年，林
昭在通信中曾夹寄著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著一艘帆船，
还有一行字，写著“直挂云帆济沧海”。
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
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
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著“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
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
要！”
这时，那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
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
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
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
医搀扶著，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著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
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
天的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
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
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
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著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
个聪明人，很少见！”
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
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湮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
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著
旧布包、卫生纸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著我与母亲许宪民。我们
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
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著，安慰著、诱惑著，她身后的那
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著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著
望著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
消逝！我与许宪民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
│“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
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
亲，说：“Ｘ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著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
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
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
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
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
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
我说：
“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
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
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被枪决后向家属索取五分钱子弹费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
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
向X处长请教：“报告X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
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Ｘ处长
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
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
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
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妈妈便在那里
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
许妈妈拄著手杖，无动于衷地站著。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著
“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第二年的五月一日，我又偷偷地
来到上海，又与许妈妈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
“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
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五月一日枪决！”他问：“你有什
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
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二楼上的林昭家门前。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
“许宪民”，林昭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那家伙只说了三句
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
交五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闻讯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
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
答，扬长而去。
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母亲许宪民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
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
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
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纺第三跑道，接著由两个
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著东西。他们从
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
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再未起身！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
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他们包揽
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
惊恐失常，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目瞪
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妈妈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
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
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
拒于门外！她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
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长街上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
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她开始挎著一只竹篮、提著昔日
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
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流中沉浮、漂
流！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妈妈在某某马路上徘
徊，妹妹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
形容惧枯。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
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
道上，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
有人围观──“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
份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决，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
著！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终于命绝！”│后来，彭
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
前列”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
一九八０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四百
三十五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上有“林昭之墓”，但
那里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
“发之□”！
在说罢这桩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一九五七年北
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
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
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
（原载北京《今日名流》杂志二千年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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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宽容、自强的民族心态，强大起来的
中国的命运就如挥刀自宫的东方不败一样
不仅自身痛苦不已，也会给邻国带来灾难
林昭与五分钱
今天，我第一次读到林昭的传记。我的心几乎欲碎欲裂。她的血流在这片土地上，也因此流在了我的心底。而身为这个民族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因为她的血为我们而流，我们却没有传承她的精神，没有记住这个名字。过去我以为让这个民族正视被殖民的历史和被游牧民族屠杀的历史就能唤起人们心底应有的正直和良知。撕裂这个民族的历史伤口，就能让这个民族痛醒。然而，迟至今天才我知道原来还有这个样一个灵魂，她曾经用生命呼喊过，为这个民族坚守最后的良知。而她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杀戮。
读林昭的传记，最不能让我忍受的是她在被执行枪决后，她的母亲被收取的五分钱子弹费。因为冷漠远比残暴的行为对人们的行为的影响更为深远。把一个伟大的生命等同于五分钱的做法，向世人宣告的是在强权之下，一个个体生命是如此的卑微。而且为了彻底的展示自己的权力，绝不忘记要向生她养育她的母亲昭示这点。在枪决了女儿的同时，也要摧毁母亲精神世界，强逼这个牺牲者的母亲成为杀人者的同谋，必须成为让女儿死去的子弹的所有者。向世人表现出权力不仅仅可以把残暴加于某个个人的肉体之上，也可以凌辱世人的心灵，它不仅仅是现实的主人，还是精神的权威。
我不能想象一个母亲是不是会付出这五分钱，这五分钱是怎么样的沉重，如果拒付会有怎么样的结局。我无法假想，林昭的母亲是怎么样面对这一切，而传记告诉我们的是：她母亲终于疯去死去。这就是强权要的结局吗？
一颗子弹等于五分钱可以把人杀死二次。而这个民族为此做了什么了吗？只是沉默而已。从扬州十日记被杀时的引颈受死，到南京大屠杀溃败军人临死前的沉默，一直来到了1968年林昭死的时候的沉默。今天我本来也想沉默，但是我相信，我们只是沉默了太久才会有屠刀砍向我们，才会允许一个权力有机会杀死人们二次。所以虽然我是一个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青年，今天仍然要放声了，我虽然没有历经那个时代的悲剧，但是沉默有罪有如我的父兄辈们，你们至今仍然要沉默吗？林昭虽然在现在被平反了，可是因此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了吗？纪念一个伟大的灵魂并不难，难的时候同一个时刻，我们要承继下用良知的鸡蛋掷向有如石头般坚固的残暴的精神。
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生命只值五分钱，抑或随着物价的升值而涨至几毛钱几元钱。我们最好重温一下林昭的传记。最好重温下打破沉默的勇气。纪念的意义不仅仅是给死人以安慰，更重要的是给活着的人的信心。
转载：逸秋 2007.12.16
读林昭的传记，最不能让我忍受的是她在被执行枪决后，她的母亲被收取的五分钱子弹费。因为冷漠远比残暴的行为对人们的行为的影响更为深远。把一个伟大的生命等同于五分钱的做法，向世人宣告的是在强权之下，一个个体生命是如此的卑微。而且为了彻底的展示自己的权力，绝不忘记要向生她养育她的母亲昭示这点。在枪决了女儿的同时，也要摧毁母亲精神世界，强逼这个牺牲者的母亲成为杀人者的同谋，必须成为让女儿死去的子弹的所有者。向世人表现出权力不仅仅可以把残暴加于某个个人的肉体之上，也可以凌辱世人的心灵，它不仅仅是现实的主人，还是精神的权威。
我不能想象一个母亲是不是会付出这五分钱，这五分钱是怎么样的沉重，如果拒付会有怎么样的结局。我无法假想，林昭的母亲是怎么样面对这一切，而传记告诉我们的是：她母亲终于疯去死去。这就是强权要的结局吗？
一颗子弹等于五分钱可以把人杀死二次。而这个民族为此做了什么了吗？只是沉默而已。从扬州十日记被杀时的引颈受死，到南京大屠杀溃败军人临死前的沉默，一直来到了1968年林昭死的时候的沉默。今天我本来也想沉默，但是我相信，我们只是沉默了太久才会有屠刀砍向我们，才会允许一个权力有机会杀死人们二次。所以虽然我是一个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青年，今天仍然要放声了，我虽然没有历经那个时代的悲剧，但是沉默有罪有如我的父兄辈们，你们至今仍然要沉默吗？林昭虽然在现在被平反了，可是因此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了吗？纪念一个伟大的灵魂并不难，难的时候同一个时刻，我们要承继下用良知的鸡蛋掷向有如石头般坚固的残暴的精神。
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生命只值五分钱，抑或随着物价的升值而涨至几毛钱几元钱。我们最好重温一下林昭的传记。最好重温下打破沉默的勇气。纪念的意义不仅仅是给死人以安慰，更重要的是给活着的人的信心。
转载：逸秋 2007.12.16
林昭遗作拾零
看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时记了下来
血诗题衣
双龙鏖战玄间黄，怨恨兆元付大江。
滔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家祭－－悼念舅舅许金元
许金元，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林昭遗作拾零
姑娘说
--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载于1957年2月《红楼》第二期, 1998年入选《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
物百年作品选》)
你说在田边、路上、课堂里……遇见了我,
你马上就被我吸引住了目光,
因为我头发这么黑,眼睛这么亮,
“最主要之点”,我胸前挂着一枚奖章。
在田边我一定挂着劳动英雄奖章,
在道上大约挂着先进工作者奖章,
在课堂里当然是三好学生奖章,
如果在操场上,那就是劳卫一级证章。
你说你感到激动,似痴如狂,
爱情烧灼着你的胸膛,
但是你一句都不敢表白,
只因为我胸前有一枚奖章。
于是你变得苦恼而又懊丧,
怨恨自己工作不好,学习不强,
多没出息呵,胸前光荡荡,
配不上我这个戴奖章的姑娘。
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
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
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
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
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
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
假若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件东西,
难道说你就再无法把爱情歌唱?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林昭在那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某些思想。在反右
中,这首诗受到了批判,批判文字见《红楼》第五六期：林昭的"姑娘说"反
对新的充满了英雄气概的爱情,她讽刺说：你哪里是对我的爱,只不过爱我的
奖章罢了,爱我的"名利"罢了。这种攻击的本质是很恶毒的。在今天,青年
们在每一个火热的战场上战斗着,他们为社会主义忠诚的劳动,为祖国建立了
功勋,得到了奖章,人们看到他胸前闪着亮光的奖章,敬爱他,向他看齐,也得
到姑娘们的爱慕,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吗。林昭要说明什么呢,她要说明爱
就是一切,不要管他的思想感情如何,即使对方是右派,"爱"是最主要的。当
然每首爱情诗不一定都写上奖章,可是,在青年纯洁的爱情中,对爱人的功勋、
优秀品德的爱慕,到底罪在哪里呢?象伊萨柯夫斯基的"他在我们村里",不
是很好吗?)
我们的心
（载于1957年4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为欢迎伏罗希洛夫访华而作）
春天里的最好的时辰，
我们的心烧热了北京。
我们的心顺着蓝天上的航道，
领着喷气式客机降临。
毛主席的话里响着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心随着它的旋律沸腾；
急赶了多少里路，等候了多少时辰。
此刻我们的心扑向尊贵的客人。
我们的心跟着汽车穿过市区，
多么幸福，当我们围着两位巨人！
八亿颗心今天都在这里，
一样红，一样热，拥抱得紧紧！
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
我们的心随着你们拥进了新华门，
在你们每句话的后面，我们喊同意，
你们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悲愤诗
（节选，1958年,林昭的同学认为这几句诗可当作林昭的抱负和生平总结）
埋骨何须定北邙，
铭幽宁教笔低昂。
平生磊落魏奇气，
化作清风意更长。
赠张元勋诗三首
其一(1957年9月)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其二(1960年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其三(1966年5月6日于提篮桥监狱)
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狱中诗作六首 (这六首全是断章,字字都是林昭的鲜血凝成)
其一：《家祭》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
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妈，
而教妈的是您……
其二：《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其三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其四：《秋声辞》
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
夜夜肠迥寒蛩泣，丹心未忍逐春磷。
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
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
吞颤谁复思汉侯，蹈海我终不帝秦。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吊五伦
莫笑狷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其五：《血诗题花》：
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其六：《自诔》
恶不能辍，愤不忍说，
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
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
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其七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泪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其八
生命似嘉树 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 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 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 终不甘为囚
血诗题衣
双龙鏖战玄间黄，怨恨兆元付大江。
滔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家祭－－悼念舅舅许金元
许金元，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林昭遗作拾零
姑娘说
--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载于1957年2月《红楼》第二期, 1998年入选《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
物百年作品选》)
你说在田边、路上、课堂里……遇见了我,
你马上就被我吸引住了目光,
因为我头发这么黑,眼睛这么亮,
“最主要之点”,我胸前挂着一枚奖章。
在田边我一定挂着劳动英雄奖章,
在道上大约挂着先进工作者奖章,
在课堂里当然是三好学生奖章,
如果在操场上,那就是劳卫一级证章。
你说你感到激动,似痴如狂,
爱情烧灼着你的胸膛,
但是你一句都不敢表白,
只因为我胸前有一枚奖章。
于是你变得苦恼而又懊丧,
怨恨自己工作不好,学习不强,
多没出息呵,胸前光荡荡,
配不上我这个戴奖章的姑娘。
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
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
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
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
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
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
假若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件东西,
难道说你就再无法把爱情歌唱?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林昭在那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某些思想。在反右
中,这首诗受到了批判,批判文字见《红楼》第五六期：林昭的"姑娘说"反
对新的充满了英雄气概的爱情,她讽刺说：你哪里是对我的爱,只不过爱我的
奖章罢了,爱我的"名利"罢了。这种攻击的本质是很恶毒的。在今天,青年
们在每一个火热的战场上战斗着,他们为社会主义忠诚的劳动,为祖国建立了
功勋,得到了奖章,人们看到他胸前闪着亮光的奖章,敬爱他,向他看齐,也得
到姑娘们的爱慕,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吗。林昭要说明什么呢,她要说明爱
就是一切,不要管他的思想感情如何,即使对方是右派,"爱"是最主要的。当
然每首爱情诗不一定都写上奖章,可是,在青年纯洁的爱情中,对爱人的功勋、
优秀品德的爱慕,到底罪在哪里呢?象伊萨柯夫斯基的"他在我们村里",不
是很好吗?)
我们的心
（载于1957年4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为欢迎伏罗希洛夫访华而作）
春天里的最好的时辰，
我们的心烧热了北京。
我们的心顺着蓝天上的航道，
领着喷气式客机降临。
毛主席的话里响着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心随着它的旋律沸腾；
急赶了多少里路，等候了多少时辰。
此刻我们的心扑向尊贵的客人。
我们的心跟着汽车穿过市区，
多么幸福，当我们围着两位巨人！
八亿颗心今天都在这里，
一样红，一样热，拥抱得紧紧！
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
我们的心随着你们拥进了新华门，
在你们每句话的后面，我们喊同意，
你们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悲愤诗
（节选，1958年,林昭的同学认为这几句诗可当作林昭的抱负和生平总结）
埋骨何须定北邙，
铭幽宁教笔低昂。
平生磊落魏奇气，
化作清风意更长。
赠张元勋诗三首
其一(1957年9月)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其二(1960年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其三(1966年5月6日于提篮桥监狱)
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狱中诗作六首 (这六首全是断章,字字都是林昭的鲜血凝成)
其一：《家祭》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
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妈，
而教妈的是您……
其二：《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其三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其四：《秋声辞》
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
夜夜肠迥寒蛩泣，丹心未忍逐春磷。
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
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
吞颤谁复思汉侯，蹈海我终不帝秦。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吊五伦
莫笑狷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其五：《血诗题花》：
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其六：《自诔》
恶不能辍，愤不忍说，
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
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
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其七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泪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其八
生命似嘉树 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 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 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 终不甘为囚
基督徒林昭，中国人最后的血性
彷佛真正的男儿都死绝了，才需这柔弱的女子，来顶起一个民族倾塌的脊梁。受难的林昭，分明是为整个民族赎罪，然而，以她惨烈的付出，又如何能赎尽，这个堕落民族深重的罪孽？ 泪如雨下，心如刀割，悲愤填胸。几乎每一个观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人，都有如是的感受。那惨烈，惊心动魄；那悲壮，撼鬼摇神。
在一个以血写书的女子面前，我们无言，「惟有泪千行」。曾以为，历经数十年的剿杀，中国人的良心、勇气、锐气、骨气、连同人格，都早已经灭绝，或者，几近灭绝。在「共产主义」的滚滚车轮下，屈膝称臣，背叛与出卖，已然司空见惯。策略性地认错，忍受「胯下之辱」，留得青山，伺机反击，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坚持。然而，林昭，她走得更远。走得彻底，走得纯粹，走得决绝。
超越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
如果说彭德怀有勇气，那还只是中共党内一股不同的声音，况且，坚硬如彭德怀，也被迫认错，违心地承认强加于他身上的大部份「罪名」；如果说张志新有骨气，她反对的只是一个人（林彪）；遇罗克、王申酉为真理而献身，却没有超出不民主的思维局限。
而林昭，则是彻底的，凛然大义，义无反顾。她以「极权主义」、「暴政」、「一个发疯的党」、「伪法院」直呼那不可一世的政权；以「中世纪的遗址」、「奴隶社会」定义那疯狂年代的疯狂国度；以「公义」、「自由」、「民主」，昭告人类的未来。难以想象，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昭使用的那些名词，相对彼时的大环境而言，还十分陌生。而这些名词，今天，已经蔚然流行。于是，我们看到，民主，自由，权利，并非一九八九或者一九七九的专利，早在一九五七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轮，一个弱女子，就已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当然，这一声音，还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九年，一九一一年，甚或更早。
为了自由的信念，这个当年以江苏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的一代才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长年交叉于她身上的镣铐，是不折不扣的十字架。受难的林昭，分明是为整个民族赎罪。然而，以她惨烈的付出，又如何能赎尽，这个堕落民族深重的罪孽？
林昭把1957年称为“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说：“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 ”，“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了”，“这怎么不是血呢？”自那以后，她就“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彷佛真正的男儿都死绝了，才需这柔弱的女子，来顶起一个民族倾塌的脊梁，她以花木兰的无畏，走向的，不仅仅是战场，而是刑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在林昭自己则更已不止一次地在如焚如炽的悲愤之中痛切自伤道：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教生为女儿身。」（狱中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她书写的，岂止是真理？是血性，中华民族最后的血性。
林昭，本出自「红色」家庭，舅舅、父亲、母亲、连同她自己，都曾经是共产党的虔诚信徒和热情参与者。当毛泽东破坏了古今中外所有道义与行为底线，甚至连同「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的封建行为底线（成为「逆我者亡，顺我者亦亡」）的时候，林昭等人的下场，就几乎是铁定的了。说到底，林昭的悲剧，仅仅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整个中华民族悲剧的缩影。
中国总是晚走一步甚至背道而行
令人痛切的是，中国的足步，总是比外界晚一步，晚几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且看一百多年前，中国戊戌变法之失败，对比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上世纪初中华民国之挫折，对比世界诸国宪政民主之巩固。
今天与当年的区别只是，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大多数中国人依然处于鲁迅定义的那种「当了奴隶而不自知」的麻木状态。这固然令人遗憾。然而，这只是历史，没有终结的历史。有朝一日，当自由女神林昭的陵园在神州大地庄严落成的时候，将有多少国人，会问心自愧，会自惭形秽，会无地自容？
在一个以血写书的女子面前，我们无言，「惟有泪千行」。曾以为，历经数十年的剿杀，中国人的良心、勇气、锐气、骨气、连同人格，都早已经灭绝，或者，几近灭绝。在「共产主义」的滚滚车轮下，屈膝称臣，背叛与出卖，已然司空见惯。策略性地认错，忍受「胯下之辱」，留得青山，伺机反击，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坚持。然而，林昭，她走得更远。走得彻底，走得纯粹，走得决绝。
超越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
如果说彭德怀有勇气，那还只是中共党内一股不同的声音，况且，坚硬如彭德怀，也被迫认错，违心地承认强加于他身上的大部份「罪名」；如果说张志新有骨气，她反对的只是一个人（林彪）；遇罗克、王申酉为真理而献身，却没有超出不民主的思维局限。
而林昭，则是彻底的，凛然大义，义无反顾。她以「极权主义」、「暴政」、「一个发疯的党」、「伪法院」直呼那不可一世的政权；以「中世纪的遗址」、「奴隶社会」定义那疯狂年代的疯狂国度；以「公义」、「自由」、「民主」，昭告人类的未来。难以想象，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昭使用的那些名词，相对彼时的大环境而言，还十分陌生。而这些名词，今天，已经蔚然流行。于是，我们看到，民主，自由，权利，并非一九八九或者一九七九的专利，早在一九五七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轮，一个弱女子，就已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当然，这一声音，还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九年，一九一一年，甚或更早。
为了自由的信念，这个当年以江苏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的一代才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长年交叉于她身上的镣铐，是不折不扣的十字架。受难的林昭，分明是为整个民族赎罪。然而，以她惨烈的付出，又如何能赎尽，这个堕落民族深重的罪孽？
林昭把1957年称为“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说：“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 ”，“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了”，“这怎么不是血呢？”自那以后，她就“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彷佛真正的男儿都死绝了，才需这柔弱的女子，来顶起一个民族倾塌的脊梁，她以花木兰的无畏，走向的，不仅仅是战场，而是刑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在林昭自己则更已不止一次地在如焚如炽的悲愤之中痛切自伤道：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教生为女儿身。」（狱中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她书写的，岂止是真理？是血性，中华民族最后的血性。
林昭，本出自「红色」家庭，舅舅、父亲、母亲、连同她自己，都曾经是共产党的虔诚信徒和热情参与者。当毛泽东破坏了古今中外所有道义与行为底线，甚至连同「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的封建行为底线（成为「逆我者亡，顺我者亦亡」）的时候，林昭等人的下场，就几乎是铁定的了。说到底，林昭的悲剧，仅仅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整个中华民族悲剧的缩影。
中国总是晚走一步甚至背道而行
令人痛切的是，中国的足步，总是比外界晚一步，晚几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且看一百多年前，中国戊戌变法之失败，对比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上世纪初中华民国之挫折，对比世界诸国宪政民主之巩固。
今天与当年的区别只是，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大多数中国人依然处于鲁迅定义的那种「当了奴隶而不自知」的麻木状态。这固然令人遗憾。然而，这只是历史，没有终结的历史。有朝一日，当自由女神林昭的陵园在神州大地庄严落成的时候，将有多少国人，会问心自愧，会自惭形秽，会无地自容？
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
墨墨之爱国教育
那天在市医院门前，刚刚停车开门，墨墨跳下车，一警察突然从一小巷走出来，给窗前贴上一张黄单：“此处不能停车。”
我忙认错说，那我现在就开走。
不行，今天刚刚立上临时禁停标志，已划为严管路。
对方凶巴巴懒得搭理我，挥着黄单子走向另一个倒霉蛋的停车。远处在西塔方向似有一个低低的牌隐没在店铺街肆之间。
第二天去银行领罚款通知，印刷品上印好了千篇一律的原因：违规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驾驶人拒绝驶离……罚款100元。
我自然不满：简直是抢钱嘛！而且还胡说八道。
墨墨睁大眼睛听明白后也叫起来：警察在撒谎，在加拿大可以告他对吧？她抬头问妈妈。
离开银行，走了一会她突然说：我不喜欢china，china的警察撒谎。我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让她就地喜欢。
于是我逗她，我说。你会用英语骂人吗？
她说：知道。
我说：你教我一句。
她露调皮的神情，但是摇头不肯：不可以。
我问：为什么不可以？
她说：因为God（上帝）不喜欢。
这理由真新鲜，想必是老师的常用理由。我以为她会说，因为妈妈不让。
墨墨喜欢所有的动物，吃饭时点菜，菜谱里不时闪过一只只滑光溜皮的整鸡整鸭图，墨墨见了迅速捂上眼睛，难过地说：“不要吃这个”。我们聊起她三岁时的小伙伴、一个小男孩，自称极讨厌动物，说“所有的动物都恶心”，她难以至信地一再问我：“他真的说了啊？他真的这样说吗？”令我们深感这件事的严肃和慎重，担心这会影响二人的友谊。我奋斗三十多年才勉强成为一个她这般新型的重视规矩、环保、形式的全能型挑剔人才。可在她那里早已是非分明。
市场里立着一块牌子：手工面条。
墨墨大声不惭地读：手、工、不知道、不知道！
虽然对于斗大的汉字，她没有一点好奇心，在我们司空见惯的身边现象中，她的疑问却每天都会增多——
为什么警察撤谎？
什么路上的人总是啊！呸！？（路人常常恶狠狠地迎风咳痰，然后飞出一口……）
为什么中国的building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中国的房子外面好脏？
为什么这些小朋友都穿一样的衣服？（指满街孩子们宽大统一的校服）
为什么这里的老师那么凶？！face那么难看？（带她去小学打算插班学中文未果，却见校长正在大声斥责一个农民的孩子和家长。）
为什么中国的橙子要染颜色？（有一天我竟买到染了红颜色的脐橙，剥皮后变成赤手红掌）
为什么厕所要收钱？（这一点我也奇怪，难道政府连修理清扫厕所的钱都没有？政府大楼都很宏伟的）
……
这样“正常”的事情怎么解释呢？如果解释下来，得是一个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或是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出马才行。我只得把矛盾推到她身上，比如高深而严肃地说：因为你是一个失学儿童，所以才有那么多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平时作业特别多，周末都在学奥数，就从来不问为什么。
不过，中国的东西也总让她叹服不已，除了美食，还有家居。作客时墨墨沾染了西方人到处夸人的美德，但一般第一句话都是：“你们家好rich呀！”因为真的 ——家家把房间里弄得金壁辉煌。此时再问她喜欢不喜欢中国？她才发扬扬弃的精神说：喜欢中国的里面，喜欢温哥华的外面。真是一语道出我们中华民族家文明的精髓。
由于知道我丢车牌的遭遇，她便以为所有没车牌的汽车都是被人偷了车牌，于是在街上总听到她向大家爆炸性地报告：看！那辆车的车牌子被偷啦！那个也被偷啦！啊？警察的车牌子也被偷啦？并自豪地说：我是专门传播news的！
真的，我真怕她将这里的所见所闻一一像新闻news一般传播到资本主义世界去。不但我很没面子，也担心影响她的祖国的形象，别让人看不起。
于是我们打算给她来点爱国教育，买了国内适龄儿童的统一教材课本，说：你可是中国人！好好学汉语，你就不会问那些为什么了。
墨墨是拼音高手，主动念出第一课的课文，只有七个字：我爱祖国我爱党。
党是什么呀？墨墨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知识点。
所有人都糊涂了，有人说：是个party……
这时席中一员站起来作了感性解答：你看，我就是党的人，你喜欢我吗？
喜欢！墨墨点头。
那你就是喜欢党了！党就是好多我这样的人。大家基本表示OK。
墨墨抬起手在空中转了个大圈儿，用汉堡包语言补充说：我喜欢我们family里的everybody！
我忙说：很好，这就是爱祖国的意思啦！
小孩子启发人有时真是不得了啊！
我忙认错说，那我现在就开走。
不行，今天刚刚立上临时禁停标志，已划为严管路。
对方凶巴巴懒得搭理我，挥着黄单子走向另一个倒霉蛋的停车。远处在西塔方向似有一个低低的牌隐没在店铺街肆之间。
第二天去银行领罚款通知，印刷品上印好了千篇一律的原因：违规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驾驶人拒绝驶离……罚款100元。
我自然不满：简直是抢钱嘛！而且还胡说八道。
墨墨睁大眼睛听明白后也叫起来：警察在撒谎，在加拿大可以告他对吧？她抬头问妈妈。
离开银行，走了一会她突然说：我不喜欢china，china的警察撒谎。我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让她就地喜欢。
于是我逗她，我说。你会用英语骂人吗？
她说：知道。
我说：你教我一句。
她露调皮的神情，但是摇头不肯：不可以。
我问：为什么不可以？
她说：因为God（上帝）不喜欢。
这理由真新鲜，想必是老师的常用理由。我以为她会说，因为妈妈不让。
墨墨喜欢所有的动物，吃饭时点菜，菜谱里不时闪过一只只滑光溜皮的整鸡整鸭图，墨墨见了迅速捂上眼睛，难过地说：“不要吃这个”。我们聊起她三岁时的小伙伴、一个小男孩，自称极讨厌动物，说“所有的动物都恶心”，她难以至信地一再问我：“他真的说了啊？他真的这样说吗？”令我们深感这件事的严肃和慎重，担心这会影响二人的友谊。我奋斗三十多年才勉强成为一个她这般新型的重视规矩、环保、形式的全能型挑剔人才。可在她那里早已是非分明。
市场里立着一块牌子：手工面条。
墨墨大声不惭地读：手、工、不知道、不知道！
虽然对于斗大的汉字，她没有一点好奇心，在我们司空见惯的身边现象中，她的疑问却每天都会增多——
为什么警察撤谎？
什么路上的人总是啊！呸！？（路人常常恶狠狠地迎风咳痰，然后飞出一口……）
为什么中国的building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中国的房子外面好脏？
为什么这些小朋友都穿一样的衣服？（指满街孩子们宽大统一的校服）
为什么这里的老师那么凶？！face那么难看？（带她去小学打算插班学中文未果，却见校长正在大声斥责一个农民的孩子和家长。）
为什么中国的橙子要染颜色？（有一天我竟买到染了红颜色的脐橙，剥皮后变成赤手红掌）
为什么厕所要收钱？（这一点我也奇怪，难道政府连修理清扫厕所的钱都没有？政府大楼都很宏伟的）
……
这样“正常”的事情怎么解释呢？如果解释下来，得是一个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或是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出马才行。我只得把矛盾推到她身上，比如高深而严肃地说：因为你是一个失学儿童，所以才有那么多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平时作业特别多，周末都在学奥数，就从来不问为什么。
不过，中国的东西也总让她叹服不已，除了美食，还有家居。作客时墨墨沾染了西方人到处夸人的美德，但一般第一句话都是：“你们家好rich呀！”因为真的 ——家家把房间里弄得金壁辉煌。此时再问她喜欢不喜欢中国？她才发扬扬弃的精神说：喜欢中国的里面，喜欢温哥华的外面。真是一语道出我们中华民族家文明的精髓。
由于知道我丢车牌的遭遇，她便以为所有没车牌的汽车都是被人偷了车牌，于是在街上总听到她向大家爆炸性地报告：看！那辆车的车牌子被偷啦！那个也被偷啦！啊？警察的车牌子也被偷啦？并自豪地说：我是专门传播news的！
真的，我真怕她将这里的所见所闻一一像新闻news一般传播到资本主义世界去。不但我很没面子，也担心影响她的祖国的形象，别让人看不起。
于是我们打算给她来点爱国教育，买了国内适龄儿童的统一教材课本，说：你可是中国人！好好学汉语，你就不会问那些为什么了。
墨墨是拼音高手，主动念出第一课的课文，只有七个字：我爱祖国我爱党。
党是什么呀？墨墨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知识点。
所有人都糊涂了，有人说：是个party……
这时席中一员站起来作了感性解答：你看，我就是党的人，你喜欢我吗？
喜欢！墨墨点头。
那你就是喜欢党了！党就是好多我这样的人。大家基本表示OK。
墨墨抬起手在空中转了个大圈儿，用汉堡包语言补充说：我喜欢我们family里的everybody！
我忙说：很好，这就是爱祖国的意思啦！
小孩子启发人有时真是不得了啊！
2008年12月9日星期二
我的“毛泽东”情结
网上很多年轻人怀念崇拜毛泽东，我觉得有些片面；也有人恶狠狠的骂毛泽东，我挺不舒服。很想和他们交流交流。
从打识字起，我就认识了“毛主席”三字；从打会唱歌，就会唱“东方红”；从打“懂事”起，就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打上中学，就得到了逐步 “提高”：知道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信念到了“文化大革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我曾经和几乎所有的“红卫兵”一样，对所有被“两报一刊”指斥为反动、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权威和理论深恶痛绝，必欲打倒、除之而后快。而几乎所有被我深恶痛绝的权威和理论的原本、原文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因为那样的“毒草”是看不到的，党和国家不允许那些“毒草”来毒化我和我的同胞。看到的只有在“两报一刊”的批判文章中的“引用章节”，而仅凭这些引用的“恶毒语言”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对所有“反动派”恨之入骨了。而这些“两报一刊”的文章是我们在所有政治学习中，除马列的书和《毛选》之外的几乎唯一的教材。
可以说，那些年对毛泽东是从崇拜到信仰，再到坚信“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其崇拜到狂热的程度是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的。而我现在仍记得的一次疑惑（仅仅是一闪的疑惑而已）是文革时候，曾有一幅毛主席伏案书写的很经典的照片，他的右手案前有一摞书，因为照片较小，看不清楚书名。大家都猜测那么大的部头，一定是马列原著。可后来有一次看到大幅照片发现，那一摞书竟然是《资治通鉴》！我们不觉大吃一惊：怎么会不是马列的书呢？可随即一想又释然了：领袖吗，怎么能和我们一样？就应该涉猎古今！想起那个时候，自己对毛主席的崇拜和坚信几乎到了痴妄和 “忧天”的程度：我曾想，万一毛主席辞世，那我们中国不是就完了么！
当然，毛泽东也是人，不能“万岁”，1976年去世了。而中国也没有完，地球还照样转，太阳东升西落。可中国却发生了改变。
现在仔细回想，这改革的三十年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相对文革时候十分地“自由”了：那个时候，说话是要仔细掂量的，拿来就说很可能就会“倒霉”；那个时候，凡是怀疑、“反对”共产党领导、毛主席的，是由《公安八条》明确规定要判刑的。我见过因此“罪名”判刑的就不知凡几；那个时候，收听了国外广播又被“ 举报”的都是按照“收听敌台”处置，有两个下乡朋友就因此蹲了八年班房。现在这些当年“犯忌”的话都可以说了。确确实实已经是很“自由”的了。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自由”，我们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看不到的书，听到那个年代不许听的“外面”的声音，进行那个年代无法想象的“讨论”。也正因为如此，我这个当年的老“红卫兵”才敢于思考“毛泽东”。（我敢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也是我至今唯一认可的；其它所有改革成果均带有严重“瑕疵”）
毛泽东的诗词高屋建瓴、荡气回肠；毛泽东的书法龙飞凤舞、自成一家；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指挥艺术堪称“绝世”，三年解放战争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 20世纪世界任何一个军事家都难望其项背的！这些，都已足够让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产生至高无上的崇拜。但是如果让我们把毛泽东的足迹串连起来，就会发现他的思想高度实际从未超越如中国的孙中山、美国的华盛顿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而我们所以曾经几乎公认他超越了前人，仅仅因为他的理论来自于、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个“主义”又是我们所宣称的世界上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其它所有的“学说”、“理论”都是歪理邪说！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未几，即由于袁世凯的野心和孙中山没有武装的原因，再加上他幻想袁世凯履行推进“共和”的承诺，从“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可见，孙中山并不贪恋“权力”。而华盛顿更是在战争结束后婉拒了所有人邀其执掌国家的请求，断然辞职回到家乡，把权力还给人民。由人民选择，公推一个适合执掌国家的人。而国共两党在经历了22年的战争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怀着“进京赶考”的心态、要超过李自成执政“腐败垮台”的理想，“心安理得”的执掌国家。
1956年，由毛泽东提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发端。许多知识分子（当然多数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感戴共产党稳定了国家、发展了经济的心情下，相应号召、积极参与“鸣放”，有人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批评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等，更有人提出应该施行“全民民主选举”，公民选举谁就由谁执掌国家！这就是后来由党的文件予以最严厉指责的“轮流坐庄”论。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这样结论的：“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其实，号召帮助党“整风”是共产党提出的，人家给你提意见，有的尖刻一些，即使是“鼓吹”轮流坐庄，也不过都是思想上、言论上的东西而已。他又没有组织“暴乱”，又没有“攻占电台”，为啥就如临大敌，非把这些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呢？电视剧《亮剑》主角李云龙说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真话：“他妈的，共产党打的天下，他们想来坐？反了他了！”。由共产党来坐，毛泽东是领袖，就是他来坐。任何可能取代这个位置的，都是威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必欲除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原因。
毛泽东开始是很“纳谏”的，但那是夺取政权的过程。等政权稳固了，就开始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个人专断作风，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这其实并非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坐上“王位”之后，必然的结果，和“唐宗宋祖”并无本质不同。我敢说，就是换了任何一个人坐到那个位置，也绝对逃脱不了这种结局。而《资治通鉴》的精粹也正是中国几千年“王道”与“霸道”运用的精华。
毛泽东是恤民的，他也曾为民生艰难而难过不已，因此人民感激他；毛泽东是克己的，他临终时候穿的睡衣上还有补丁，试问现在还有这样的领袖么；毛泽东是牺牲的，他的六位亲人丧失在战争中。但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才华横溢的，很是亲民爱民的“君主”。我丝毫不怀疑他也曾有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但是在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熏陶、浸润下，从中国大众到他领袖的本人还是没能逃脱从“造反派”到“成功者”再到“君临天下”的历史宿命！
从感情上说，看到有人在网上骂毛泽东，我的心里很痛、很难受，可又说不出“反击”的道理。因为确实在他执政的时候，毕竟发生了那么多的错误和苦难。但我确定不认为那是他个人想要那样，那确实是“历史的局限”使然。我虽然不能象只“蛔虫”似的钻到他的内心看透他，但我相信他执掌政权的时候，他确信中国只有他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而由于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大多数中国人，也是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熏陶、浸润，“明君、清官”的思想几乎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也才使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得以建立并执掌这个名义上“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实则到处都盖有深刻封建印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
有很多朋友说，毛泽东那时候是真的反腐败，现在都是假的。其实那个时候当官的比较清廉是真的，可你想，连毛泽东“贵为天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吃顿“红烧肉” 都自认为“奢侈”，人民谁能不敬仰，下属还有敢于“张扬”的吗？因此人们每当提起周恩来视察人民大会堂工地，吃饭时候用馒头把盘子擦净送到嘴里，都要感动得热泪盈眶。可难道只有化公为私、聚敛钱财才是腐败吗？大跃进的小麦亩产万斤；下面饿死了人还要歌颂“人民公社”；从思想上就能挖出“反革命”并清除，甚至“最后解决”！这些难道不是更大、更加可怕、而且后果更加可怕的“腐败”么？
在经济战线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建国后一个个开展了49年的“大生产”、53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62年的“工业化改造”等等，都曾经取得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遗憾的是，每一次成功的后面，都紧跟个一个可怕的错误！诸如：合作化、反右、批判彭德怀直至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愚蠢吗？否，毛泽东绝顶聪明；而且其某些个人修养及成就完全可以说“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而且其若干个人品德绝对堪称典范、楷模！他所有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生错了年代！他在一个世界已经完全变化了的时代，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土相对贫瘠、文化普及绝对不平衡因此相对落后的国度，背离了“共和”的大同道路，想要建立一个由“明君”、“清官”治理的，河清海晏、万民乐从的“大中华”！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是那个端坐“庙堂之上”，开始 “从谏如流”继之“刚愎自用”的“英明君主”，而他的战友们则是分列两旁，执笏肃立的“治国能臣”。人民呢？仅仅因为没有他们挥锄，田里长不出庄稼；没有他们抡镐，平地起不了大楼；没有他们起灶，就少了可口的饭菜。他们才“万岁”！
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甘愿自我牺牲、真心诚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开始是崇拜的，现在则感到悲哀；而当有人再把毛泽东的某些已经被历史证明错误的东西，经过“权威”的厨师拼凑、改头换面整合后做成一道新的“大杂烩”，端到我和同胞桌上的时候，我只剩下了“恶心”！
从打识字起，我就认识了“毛主席”三字；从打会唱歌，就会唱“东方红”；从打“懂事”起，就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打上中学，就得到了逐步 “提高”：知道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信念到了“文化大革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我曾经和几乎所有的“红卫兵”一样，对所有被“两报一刊”指斥为反动、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权威和理论深恶痛绝，必欲打倒、除之而后快。而几乎所有被我深恶痛绝的权威和理论的原本、原文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因为那样的“毒草”是看不到的，党和国家不允许那些“毒草”来毒化我和我的同胞。看到的只有在“两报一刊”的批判文章中的“引用章节”，而仅凭这些引用的“恶毒语言”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对所有“反动派”恨之入骨了。而这些“两报一刊”的文章是我们在所有政治学习中，除马列的书和《毛选》之外的几乎唯一的教材。
可以说，那些年对毛泽东是从崇拜到信仰，再到坚信“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其崇拜到狂热的程度是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的。而我现在仍记得的一次疑惑（仅仅是一闪的疑惑而已）是文革时候，曾有一幅毛主席伏案书写的很经典的照片，他的右手案前有一摞书，因为照片较小，看不清楚书名。大家都猜测那么大的部头，一定是马列原著。可后来有一次看到大幅照片发现，那一摞书竟然是《资治通鉴》！我们不觉大吃一惊：怎么会不是马列的书呢？可随即一想又释然了：领袖吗，怎么能和我们一样？就应该涉猎古今！想起那个时候，自己对毛主席的崇拜和坚信几乎到了痴妄和 “忧天”的程度：我曾想，万一毛主席辞世，那我们中国不是就完了么！
当然，毛泽东也是人，不能“万岁”，1976年去世了。而中国也没有完，地球还照样转，太阳东升西落。可中国却发生了改变。
现在仔细回想，这改革的三十年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相对文革时候十分地“自由”了：那个时候，说话是要仔细掂量的，拿来就说很可能就会“倒霉”；那个时候，凡是怀疑、“反对”共产党领导、毛主席的，是由《公安八条》明确规定要判刑的。我见过因此“罪名”判刑的就不知凡几；那个时候，收听了国外广播又被“ 举报”的都是按照“收听敌台”处置，有两个下乡朋友就因此蹲了八年班房。现在这些当年“犯忌”的话都可以说了。确确实实已经是很“自由”的了。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自由”，我们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看不到的书，听到那个年代不许听的“外面”的声音，进行那个年代无法想象的“讨论”。也正因为如此，我这个当年的老“红卫兵”才敢于思考“毛泽东”。（我敢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也是我至今唯一认可的；其它所有改革成果均带有严重“瑕疵”）
毛泽东的诗词高屋建瓴、荡气回肠；毛泽东的书法龙飞凤舞、自成一家；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指挥艺术堪称“绝世”，三年解放战争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 20世纪世界任何一个军事家都难望其项背的！这些，都已足够让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产生至高无上的崇拜。但是如果让我们把毛泽东的足迹串连起来，就会发现他的思想高度实际从未超越如中国的孙中山、美国的华盛顿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而我们所以曾经几乎公认他超越了前人，仅仅因为他的理论来自于、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个“主义”又是我们所宣称的世界上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其它所有的“学说”、“理论”都是歪理邪说！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未几，即由于袁世凯的野心和孙中山没有武装的原因，再加上他幻想袁世凯履行推进“共和”的承诺，从“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可见，孙中山并不贪恋“权力”。而华盛顿更是在战争结束后婉拒了所有人邀其执掌国家的请求，断然辞职回到家乡，把权力还给人民。由人民选择，公推一个适合执掌国家的人。而国共两党在经历了22年的战争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怀着“进京赶考”的心态、要超过李自成执政“腐败垮台”的理想，“心安理得”的执掌国家。
1956年，由毛泽东提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发端。许多知识分子（当然多数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感戴共产党稳定了国家、发展了经济的心情下，相应号召、积极参与“鸣放”，有人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批评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等，更有人提出应该施行“全民民主选举”，公民选举谁就由谁执掌国家！这就是后来由党的文件予以最严厉指责的“轮流坐庄”论。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这样结论的：“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其实，号召帮助党“整风”是共产党提出的，人家给你提意见，有的尖刻一些，即使是“鼓吹”轮流坐庄，也不过都是思想上、言论上的东西而已。他又没有组织“暴乱”，又没有“攻占电台”，为啥就如临大敌，非把这些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呢？电视剧《亮剑》主角李云龙说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真话：“他妈的，共产党打的天下，他们想来坐？反了他了！”。由共产党来坐，毛泽东是领袖，就是他来坐。任何可能取代这个位置的，都是威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必欲除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原因。
毛泽东开始是很“纳谏”的，但那是夺取政权的过程。等政权稳固了，就开始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个人专断作风，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这其实并非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坐上“王位”之后，必然的结果，和“唐宗宋祖”并无本质不同。我敢说，就是换了任何一个人坐到那个位置，也绝对逃脱不了这种结局。而《资治通鉴》的精粹也正是中国几千年“王道”与“霸道”运用的精华。
毛泽东是恤民的，他也曾为民生艰难而难过不已，因此人民感激他；毛泽东是克己的，他临终时候穿的睡衣上还有补丁，试问现在还有这样的领袖么；毛泽东是牺牲的，他的六位亲人丧失在战争中。但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才华横溢的，很是亲民爱民的“君主”。我丝毫不怀疑他也曾有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但是在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熏陶、浸润下，从中国大众到他领袖的本人还是没能逃脱从“造反派”到“成功者”再到“君临天下”的历史宿命！
从感情上说，看到有人在网上骂毛泽东，我的心里很痛、很难受，可又说不出“反击”的道理。因为确实在他执政的时候，毕竟发生了那么多的错误和苦难。但我确定不认为那是他个人想要那样，那确实是“历史的局限”使然。我虽然不能象只“蛔虫”似的钻到他的内心看透他，但我相信他执掌政权的时候，他确信中国只有他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而由于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大多数中国人，也是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熏陶、浸润，“明君、清官”的思想几乎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也才使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得以建立并执掌这个名义上“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实则到处都盖有深刻封建印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
有很多朋友说，毛泽东那时候是真的反腐败，现在都是假的。其实那个时候当官的比较清廉是真的，可你想，连毛泽东“贵为天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吃顿“红烧肉” 都自认为“奢侈”，人民谁能不敬仰，下属还有敢于“张扬”的吗？因此人们每当提起周恩来视察人民大会堂工地，吃饭时候用馒头把盘子擦净送到嘴里，都要感动得热泪盈眶。可难道只有化公为私、聚敛钱财才是腐败吗？大跃进的小麦亩产万斤；下面饿死了人还要歌颂“人民公社”；从思想上就能挖出“反革命”并清除，甚至“最后解决”！这些难道不是更大、更加可怕、而且后果更加可怕的“腐败”么？
在经济战线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建国后一个个开展了49年的“大生产”、53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62年的“工业化改造”等等，都曾经取得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遗憾的是，每一次成功的后面，都紧跟个一个可怕的错误！诸如：合作化、反右、批判彭德怀直至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愚蠢吗？否，毛泽东绝顶聪明；而且其某些个人修养及成就完全可以说“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而且其若干个人品德绝对堪称典范、楷模！他所有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生错了年代！他在一个世界已经完全变化了的时代，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土相对贫瘠、文化普及绝对不平衡因此相对落后的国度，背离了“共和”的大同道路，想要建立一个由“明君”、“清官”治理的，河清海晏、万民乐从的“大中华”！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是那个端坐“庙堂之上”，开始 “从谏如流”继之“刚愎自用”的“英明君主”，而他的战友们则是分列两旁，执笏肃立的“治国能臣”。人民呢？仅仅因为没有他们挥锄，田里长不出庄稼；没有他们抡镐，平地起不了大楼；没有他们起灶，就少了可口的饭菜。他们才“万岁”！
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甘愿自我牺牲、真心诚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开始是崇拜的，现在则感到悲哀；而当有人再把毛泽东的某些已经被历史证明错误的东西，经过“权威”的厨师拼凑、改头换面整合后做成一道新的“大杂烩”，端到我和同胞桌上的时候，我只剩下了“恶心”！
期待北京下场雪
1978年了吧，西单有一堵墙，叫盼望北京下雪墙，简称西单下雪墙，一位叫魏雪生的年轻人写了一篇：期待北京有关部门批准北京下雪，引得市民前往观看，议论纷纷，这位年轻人被关了起来，罪名是煽动下雪反革命罪。
后来，有歌曲唱道，下雪拉天晴拉，下雪别忘穿棉袄，天晴别忘戴草帽，因为没有明确要求北京下雪，幸免于难。
近些年北京是不是要下雪的问题，又提上网络，成为重大话题。
围绕北京是不是要下雪，出现两派，即好派与P派，好派是北京下雪好得很，北京应该向北欧与北美一样下雪，有利于北京人民身体健康与环境改善，P派认为下雪好个P，北京不适合下雪，那些希望北京下雪的人，是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代表，希望北京下雪是阴谋，最终想搞乱中国。
这事弄得，香港居民居然也申请香港下雪，希望得到北京批准，但北京答复是，条件不成熟，后来有些松动，认为香港二十年内可以下雪，香港人民还是看到了下雪的希望。
北京一些智慧人士认为，下雪当不得饭吃，不必与西方人一样见识，下雪还得人民有较高的素质，国家经济也得有相当的实力，否则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看看印度下雪了，泰国下雪了，乌克兰下雪了，都造成了政治混乱，所以下雪并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北京人民不需要下雪，只用下点雨刮点风就行了，下雪对北京有百害而无一利。
最近有高层领导在西方居然说，下雪与下雨一样，阳光雨露空气与风都是普世价值，是人类的自然需要。
这下，下雪派即好派们可高兴了，积极鼓吹北京要下雪，下雪是普世价值。
P派们生气了。
他们在《求不是》杂志上发表高论，认为下雪是有阶级性的，杜工部有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明下雪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而中国现有条件完全不适应下雪，会造成社会动荡，喜欢下雪的人完全是对下雪有一种小资性质的迷信，认为下雪了，什么都会好了，北京人民从来就不相信下雪，西方的下雪也是虚伪的，太阳一出来，雪连影子都没有了，下那个雪有什么用处呢？
有趣的是，国家高级文件上却写着，争取下雪，下雪是人民的需要，并要分步骤：先党内下雪，部分地区下雪，由边远地区乡村先下雪，然后北京下雪。
是啊，下雪这事，一需要政府审批，就难了，如果下雪由老天做主，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老天爷啊，请收回下雪权吧，别让什么都麻烦北京有关方面，审批审批，批到猴年马月北京才会下场美丽的雪啊。
后来，有歌曲唱道，下雪拉天晴拉，下雪别忘穿棉袄，天晴别忘戴草帽，因为没有明确要求北京下雪，幸免于难。
近些年北京是不是要下雪的问题，又提上网络，成为重大话题。
围绕北京是不是要下雪，出现两派，即好派与P派，好派是北京下雪好得很，北京应该向北欧与北美一样下雪，有利于北京人民身体健康与环境改善，P派认为下雪好个P，北京不适合下雪，那些希望北京下雪的人，是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代表，希望北京下雪是阴谋，最终想搞乱中国。
这事弄得，香港居民居然也申请香港下雪，希望得到北京批准，但北京答复是，条件不成熟，后来有些松动，认为香港二十年内可以下雪，香港人民还是看到了下雪的希望。
北京一些智慧人士认为，下雪当不得饭吃，不必与西方人一样见识，下雪还得人民有较高的素质，国家经济也得有相当的实力，否则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看看印度下雪了，泰国下雪了，乌克兰下雪了，都造成了政治混乱，所以下雪并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北京人民不需要下雪，只用下点雨刮点风就行了，下雪对北京有百害而无一利。
最近有高层领导在西方居然说，下雪与下雨一样，阳光雨露空气与风都是普世价值，是人类的自然需要。
这下，下雪派即好派们可高兴了，积极鼓吹北京要下雪，下雪是普世价值。
P派们生气了。
他们在《求不是》杂志上发表高论，认为下雪是有阶级性的，杜工部有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明下雪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而中国现有条件完全不适应下雪，会造成社会动荡，喜欢下雪的人完全是对下雪有一种小资性质的迷信，认为下雪了，什么都会好了，北京人民从来就不相信下雪，西方的下雪也是虚伪的，太阳一出来，雪连影子都没有了，下那个雪有什么用处呢？
有趣的是，国家高级文件上却写着，争取下雪，下雪是人民的需要，并要分步骤：先党内下雪，部分地区下雪，由边远地区乡村先下雪，然后北京下雪。
是啊，下雪这事，一需要政府审批，就难了，如果下雪由老天做主，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老天爷啊，请收回下雪权吧，别让什么都麻烦北京有关方面，审批审批，批到猴年马月北京才会下场美丽的雪啊。
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刘晓波：读杨继绳的《墓碑》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2008年，中共现政权眼中的奥运年。
2008年，中共毛泽东政权制造"大跃进"人祸50周年。
在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历史仍然是政治禁忌的今日中国，当胡温政权用金钱和恐怖确保北京奥运成功之时，感谢杨继绳先生（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著名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关于大跃进的历史，这是我所读到过的最为震撼人心的记录，的确是压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墓碑。这块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墓碑"由80万个汉字建成，每个字都在血泪中浸泡过，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和亲临历史现场的调查，记述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并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可谓再现了史无前例之人祸的全景图。
这块墓碑的重量，足以压垮金牌第一的辉煌，也足以让"崛起大国"的神话变得轻如鸿毛。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当年，面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刘少奇对毛泽东说："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然而，在今日中国，不要说为半个世纪前的几千万死者立碑，就连大饥荒本身都还是禁忌，杨继绳的巨著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为了修筑这块"墓碑"，杨继绳先生历时十年，不仅披阅了近千万字的原始资料，而且亲身前往大饥荒严重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永久的墓碑--「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中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但杨继绳先生并没有停留于历史记录，而是深入地探究了大跃进的根源。他在"前言"中告诉读者，这场大规模的人权灾难之所以发生，毛泽东及其独裁集团固然是祸魁，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愚昧大众也负有责任。
杨继绳先生的反思是坦诚的、勇敢的，基本围绕着自己的亲历展开。他的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他也亲眼目睹了家乡"一片死寂"的惨状，但是，如此惨烈的现实并没有让当时还年轻的他有所醒悟，而是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政府和三面红旗。他说："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 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 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相信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 ‘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过两类现代极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与纳粹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相比，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持续时间更长，屠杀面更广，手段更残酷。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单一种族；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主要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所针对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杀的对象，但共产党高官也难逃脱被杀的命运。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毛泽东杀了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及其苏共和毛泽东及其中共，以及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政权，所屠杀的人口居然高达一亿多人。
即便按照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统治常识，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大饥荒的当朝皇帝，是要下"罪自诏"的。何况，大饥荒还是由最高统治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但是，在党天下的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名正言顺地公开杀人。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人祸，居然连"罪自诏"都不下就继续稳坐权力顶峰，继续让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继续发动轰轰烈烈的杀人文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路杀下来的毛式暴政，居然没有"官逼民反"！
显然，个人崇拜、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并不足以解释这种人类历史上的罪恶奇观。蒋介石政权也是"党天下"独裁，政治恐怖也是维持党国体制的主要手段，但在当年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抗争中，很有些理想主义者是不怕死的，正像中共一贯宣传的那样，"红色江山是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这，正是共产极权最具魔力的邪恶之所在。
共产极权在和平时期进行单方面的大规模屠杀，依靠一连串"崇高而纯洁"的理由：为了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继续革命就必须造就"共产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必须"纯洁阶级队伍"，纯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政治迫害和暴力杀戮。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理由的庇护下，共产极权才能把屠杀合法化和日常化。
一、共产极权把杀人合法化了。这个"法"，不是指法律上的合法化，而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是把"杀人不眨眼"变成高尚的道义指令，于是杀人者变成了签发处决令的道德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滥杀无辜。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的底线道德，把杀人转变成国民乐于服从的道义命令。只有高喊"种族纯洁"口号的纳粹政权和高举"解放全人类"大旗的共产政权，才会无法无天地践踏这条人类的底线道德，使大规模屠杀顺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在共产极权制度中，阶级斗争理论是合法杀人的意识形态理由，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杀人的执行机关，革命群众是合法杀人的民意基础，举国百姓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场杀人游戏，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低头认罪中被杀，大多数"革命群众"全部变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刽子手，他们可以一个也不放过地杀人，可以满怀理想且义正词严地杀人，可以毫无愧疚且充满自傲地杀人。
把普通人变成刽子手，而且屠杀的是那些努力做顺民的人们，就必须让杀人者卸下道德负担，视杀人为某种崇高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屠杀合法化的前提，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正是这样的前提。它首先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的理论，把一国国民分为"人"与"非人"，"人"杀"非人"，如同人杀动物，不会有任何道德负担。比如，毛泽东指控阶级敌人为"牛鬼蛇神"，还把阶级敌人轻蔑地形容成" 灰尘"，用无产阶级铁扫埽将之一扫而光，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
在意识形态上把人群分为友与敌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施暴，前者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正常人，后者是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畸形人或非人，两类人落实到暴力统治上就是"合法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施暴者被"神圣化"，被施暴者变成"非人化"，从而使施暴者卸下了施暴和杀人的道德负担。个人处在这样的多数群体中，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意识和个人利益消失了，个人责任和个人犯罪感也随之混灭，为领袖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而杀人，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必须履行的革命职责。另一方面，为了抽象的集体目标而杀人，与个人责任无关，所谓"法不责众"，是也。
如果说，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和刘少奇主要是"私仇"使然，因为看不下去大跃进人祸的彭德怀和刘少奇，一个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一个在两人私下谈话时提醒毛泽东注意历史评价。那么，参与打倒彭、刘的成百上千的中共高干、几百万中共党员、几亿中国百姓，与彭、刘并无"私仇"，更谈不上权力之争。如此庞大的群体跟随毛泽东杀人，显然是中了"共产主义理想"之魔。
更为夸张的中魔状态还在于，甚至被杀的人在临死前也要以"崇高的事业"为暴政寻找合法性。比如，苏共元老布哈林在临终前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拉津斯基《斯大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P428）再比如，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邓拓在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P427）
在此意义上，共产极权下的杀人，可称为"理想主义的杀人"或"形而上学的杀人"。在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没有"私仇"而只有"公仇"，没有"利益竞争"而只有"信念歧途"。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就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最大的"公义"，所以才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响彻中国。而为了实现毛泽东的理想和公义，甚至要斩断血缘、"大义灭亲"。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主流民意对共产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纵使毛泽东长出三头六臂，也无力把他的绝对权力维持到自然死亡。
二、共产极权把杀人日常化了。当杀人有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撑，当中国社会被革命事业高度政治化，暴力行为也就会当作革命事业中的"例行公事"，进而变成全民生活的日常性组成部分。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以钦定的政治标准来决定每个国民的生死存亡，"阶级觉悟"的高低或"敌人意识"的强弱就成了衡量每个国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主要标准，扩展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年年月月天天，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血缘亲情也要按照"阶级标准"来衡量。正如毛泽东所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暴力治国成为政权的主要职能，政权的雇员们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实施暴力仅仅是"例行公事"，如同泯灭个人的良知和人的恻隐之心的杀人机器，也就是把暴力屠杀的"非人化"。甚至在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把执行上级的屠杀命令当作一项工作或一种例行公事。在常规的统治时期，主要开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杀人；在非常时期，一要发动群众实施"多数暴政"（中共当代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最为典型）；二要动用正规军队实施镇压和军管（六四是最近的例证）。
共产极权的合法化日常化的杀人，来自一种狂妄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终极本源，社会进步只有一个动力，人类未来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发现和把握了这个本源、动力、目标的人，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和至善，能够领导人类创建最完美的社会和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自然要成为人类的大救星，自然要掌握绝对权力，使其能够按照个人意志为所欲为。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成全完美的未来而牺牲有缺欠的现在，可以为实现抽象的理想而牺牲活生生的个人。如果这种逻辑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辩上，还不失为形而上学的智力游戏，而一旦把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哲学。
在此意义上，抽象化的终极理想是疯狂屠杀的温床。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把自由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无论多么美好的理想，也都与每个具体个人之权益无关，也与人类的整体权益无关，反而沦为国家化杀人的理由。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暴虐最血腥的意识形态。
可悲的中国，在你广袤的土地上，居然至今还没有几千万死于大跃进人祸的无辜者的纪念碑！
再次感谢杨继绳先生，当中国的土地上还不允许为几千万冤魂建造墓碑之时，你用史家的良知和忠实记录历史，你用心为将来的墓碑奠基。
2008年，中共现政权眼中的奥运年。
2008年，中共毛泽东政权制造"大跃进"人祸50周年。
在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历史仍然是政治禁忌的今日中国，当胡温政权用金钱和恐怖确保北京奥运成功之时，感谢杨继绳先生（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著名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关于大跃进的历史，这是我所读到过的最为震撼人心的记录，的确是压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墓碑。这块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墓碑"由80万个汉字建成，每个字都在血泪中浸泡过，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和亲临历史现场的调查，记述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并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可谓再现了史无前例之人祸的全景图。
这块墓碑的重量，足以压垮金牌第一的辉煌，也足以让"崛起大国"的神话变得轻如鸿毛。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当年，面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刘少奇对毛泽东说："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然而，在今日中国，不要说为半个世纪前的几千万死者立碑，就连大饥荒本身都还是禁忌，杨继绳的巨著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为了修筑这块"墓碑"，杨继绳先生历时十年，不仅披阅了近千万字的原始资料，而且亲身前往大饥荒严重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永久的墓碑--「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中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但杨继绳先生并没有停留于历史记录，而是深入地探究了大跃进的根源。他在"前言"中告诉读者，这场大规模的人权灾难之所以发生，毛泽东及其独裁集团固然是祸魁，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愚昧大众也负有责任。
杨继绳先生的反思是坦诚的、勇敢的，基本围绕着自己的亲历展开。他的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他也亲眼目睹了家乡"一片死寂"的惨状，但是，如此惨烈的现实并没有让当时还年轻的他有所醒悟，而是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政府和三面红旗。他说："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 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 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相信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 ‘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过两类现代极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与纳粹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相比，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持续时间更长，屠杀面更广，手段更残酷。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单一种族；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主要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所针对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杀的对象，但共产党高官也难逃脱被杀的命运。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毛泽东杀了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及其苏共和毛泽东及其中共，以及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政权，所屠杀的人口居然高达一亿多人。
即便按照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统治常识，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大饥荒的当朝皇帝，是要下"罪自诏"的。何况，大饥荒还是由最高统治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但是，在党天下的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名正言顺地公开杀人。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人祸，居然连"罪自诏"都不下就继续稳坐权力顶峰，继续让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继续发动轰轰烈烈的杀人文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路杀下来的毛式暴政，居然没有"官逼民反"！
显然，个人崇拜、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并不足以解释这种人类历史上的罪恶奇观。蒋介石政权也是"党天下"独裁，政治恐怖也是维持党国体制的主要手段，但在当年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抗争中，很有些理想主义者是不怕死的，正像中共一贯宣传的那样，"红色江山是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这，正是共产极权最具魔力的邪恶之所在。
共产极权在和平时期进行单方面的大规模屠杀，依靠一连串"崇高而纯洁"的理由：为了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继续革命就必须造就"共产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必须"纯洁阶级队伍"，纯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政治迫害和暴力杀戮。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理由的庇护下，共产极权才能把屠杀合法化和日常化。
一、共产极权把杀人合法化了。这个"法"，不是指法律上的合法化，而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是把"杀人不眨眼"变成高尚的道义指令，于是杀人者变成了签发处决令的道德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滥杀无辜。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的底线道德，把杀人转变成国民乐于服从的道义命令。只有高喊"种族纯洁"口号的纳粹政权和高举"解放全人类"大旗的共产政权，才会无法无天地践踏这条人类的底线道德，使大规模屠杀顺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在共产极权制度中，阶级斗争理论是合法杀人的意识形态理由，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杀人的执行机关，革命群众是合法杀人的民意基础，举国百姓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场杀人游戏，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低头认罪中被杀，大多数"革命群众"全部变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刽子手，他们可以一个也不放过地杀人，可以满怀理想且义正词严地杀人，可以毫无愧疚且充满自傲地杀人。
把普通人变成刽子手，而且屠杀的是那些努力做顺民的人们，就必须让杀人者卸下道德负担，视杀人为某种崇高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屠杀合法化的前提，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正是这样的前提。它首先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的理论，把一国国民分为"人"与"非人"，"人"杀"非人"，如同人杀动物，不会有任何道德负担。比如，毛泽东指控阶级敌人为"牛鬼蛇神"，还把阶级敌人轻蔑地形容成" 灰尘"，用无产阶级铁扫埽将之一扫而光，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
在意识形态上把人群分为友与敌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施暴，前者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正常人，后者是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畸形人或非人，两类人落实到暴力统治上就是"合法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施暴者被"神圣化"，被施暴者变成"非人化"，从而使施暴者卸下了施暴和杀人的道德负担。个人处在这样的多数群体中，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意识和个人利益消失了，个人责任和个人犯罪感也随之混灭，为领袖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而杀人，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必须履行的革命职责。另一方面，为了抽象的集体目标而杀人，与个人责任无关，所谓"法不责众"，是也。
如果说，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和刘少奇主要是"私仇"使然，因为看不下去大跃进人祸的彭德怀和刘少奇，一个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一个在两人私下谈话时提醒毛泽东注意历史评价。那么，参与打倒彭、刘的成百上千的中共高干、几百万中共党员、几亿中国百姓，与彭、刘并无"私仇"，更谈不上权力之争。如此庞大的群体跟随毛泽东杀人，显然是中了"共产主义理想"之魔。
更为夸张的中魔状态还在于，甚至被杀的人在临死前也要以"崇高的事业"为暴政寻找合法性。比如，苏共元老布哈林在临终前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拉津斯基《斯大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P428）再比如，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邓拓在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P427）
在此意义上，共产极权下的杀人，可称为"理想主义的杀人"或"形而上学的杀人"。在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没有"私仇"而只有"公仇"，没有"利益竞争"而只有"信念歧途"。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就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最大的"公义"，所以才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响彻中国。而为了实现毛泽东的理想和公义，甚至要斩断血缘、"大义灭亲"。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主流民意对共产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纵使毛泽东长出三头六臂，也无力把他的绝对权力维持到自然死亡。
二、共产极权把杀人日常化了。当杀人有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撑，当中国社会被革命事业高度政治化，暴力行为也就会当作革命事业中的"例行公事"，进而变成全民生活的日常性组成部分。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以钦定的政治标准来决定每个国民的生死存亡，"阶级觉悟"的高低或"敌人意识"的强弱就成了衡量每个国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主要标准，扩展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年年月月天天，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血缘亲情也要按照"阶级标准"来衡量。正如毛泽东所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暴力治国成为政权的主要职能，政权的雇员们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实施暴力仅仅是"例行公事"，如同泯灭个人的良知和人的恻隐之心的杀人机器，也就是把暴力屠杀的"非人化"。甚至在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把执行上级的屠杀命令当作一项工作或一种例行公事。在常规的统治时期，主要开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杀人；在非常时期，一要发动群众实施"多数暴政"（中共当代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最为典型）；二要动用正规军队实施镇压和军管（六四是最近的例证）。
共产极权的合法化日常化的杀人，来自一种狂妄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终极本源，社会进步只有一个动力，人类未来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发现和把握了这个本源、动力、目标的人，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和至善，能够领导人类创建最完美的社会和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自然要成为人类的大救星，自然要掌握绝对权力，使其能够按照个人意志为所欲为。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成全完美的未来而牺牲有缺欠的现在，可以为实现抽象的理想而牺牲活生生的个人。如果这种逻辑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辩上，还不失为形而上学的智力游戏，而一旦把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哲学。
在此意义上，抽象化的终极理想是疯狂屠杀的温床。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把自由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无论多么美好的理想，也都与每个具体个人之权益无关，也与人类的整体权益无关，反而沦为国家化杀人的理由。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暴虐最血腥的意识形态。
可悲的中国，在你广袤的土地上，居然至今还没有几千万死于大跃进人祸的无辜者的纪念碑！
再次感谢杨继绳先生，当中国的土地上还不允许为几千万冤魂建造墓碑之时，你用史家的良知和忠实记录历史，你用心为将来的墓碑奠基。
2008年12月3日星期三
「董永出卖七仙女」
著名安徽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1930-1968）。1954年她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拍成电影，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家喻户晓。
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
据丈夫王冠亚的回忆，严凤英患过卵巢囊肿，手术后有肠粘连等后遗症，又患严重的椎腱盘突出症，1968年4月7日夜里，严凤英疼得呻吟起来，王冠亚要给她按摩。她噙着眼泪说，不用了，你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王冠亚感到不妙，立即起床跑到桌前，看到严凤英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内容说“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王冠亚大惊，顾不得看另一封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只求速死。王冠亚急忙找了板车，送严凤英去医院。当时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找到一位军代表求救。过了一会，这位军代表带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怒斥严凤英“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 轮番念《语录》，骂大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严凤英这时已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脸色发青，口吐白沫。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造反派走后，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洗胃。值班医生忙得一头汗，但仍不见效。一位医生下楼找办法。等他赶回来，严凤英已停止了呼吸。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她只活了三十八岁。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乾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徵，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乾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於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廝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於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讚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於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於事。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么，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资料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於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转载：苏晓康
2008年12月2日星期二
痞子毛泽东──读李锐《庐山会议纪实》
毛泽东内心有一种极其偏狭的邪恶心理和犯罪禀赋。他的蛮横性格很有几分秦二世胡亥的昏庸加赵高的恶霸气，他的狡黠心计则带有更多曹操的城府和狡诈。毛之得逞，夺取政权前，是靠搞乱社会秩序，鼓吹暴动、拉起杆子、打家劫舍；取得政权后，则靠搞乱社会风气，毁灭正风，摧毁人们正常的感觉系统和思维系统，摧毁人们的常识和公正的价值判断，以歪风邪气压正气，以荒谬口号和不近人情的种种歪理摧毁正常感觉和判断，以指鹿为马压正直见解，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唯他的马首是瞻，于是他肆其所欲。
⊙ 中共中央犹如黑帮团伙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说到底，是毛泽东痞子性格的大得逞。倘若彭德怀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正常的、公正的讨论和解决，中国后来的历史则可能走上不同的另一条路，七年后毛泽东策划的那场罪恶的“文革”也就不会发生，刘少奇等党人以及众多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不会惨死，尽管可能还会出现毛泽东搞的其他形式小动作或大阴谋（毛泽东绝非安分之辈，不甘退居幕后，更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惹事生非，拨乱其间），但却不容易成气候了。
在毛的倒行逆施大得逞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帮凶和帮手，诸如康生、林彪、陈伯达、江青等，其他如刘少奇、周恩来、柯庆施等人，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没有这些高层人物的帮助或合伙，毛泽东不可能犯下如此历史大罪。他们吹捧毛泽东，跟随毛泽东，站在邪恶一边，毫无良知和政治道德，打击正义之士，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他们后来都自食其果。对别人不公正，就是对自己不公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古人之言确是不易之论。
庐山长达近两个月的会议，留下许多可疑点。人们读到若干记载，总感到许多东西语焉不详，心生疑惑。诸如：彭德怀等人的观点明显正确，提出的问题皆是人人切身、可见可感的重大事实，态度极为和气，语气极有分寸，而且他致毛泽东那封信是私人之间往来，不过是交换个人看法，却被毛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批判；刘、周诸人对当时中国经济情况之糟糕，心里极清楚，为何对彭德怀也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对经济和国情一窍不通，却混充内行，颐指气使，以打仗的办法指挥中国经济建设，大肆鼓吹“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造成可怕后果，这是上层人物人人深有所感、看得很清楚的事，为何不趁此良机，支持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刹住毛氏这股误国势头？他们到底为什么如此委琐昏庸、不辨是非、知白守黑？
一般说来，是非问题是很简单的，可是中国人总是怀疑自己的良知和感觉。这是中国当代病态政治、阴谋政治给人们造成的心灵疑惑，使人们的理智与感觉分裂。凡是不情之事，必有大奸伪。中国当代政界的怪异现象之一就是：是非很简单，人事却不简单，而且一切均在黑幕中。这就使外界的人很难理解中国政界之事。庐山会议也如此，它的真面目并不神秘，更不高尚，而是非常低级、世俗，如同黑帮团伙。
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第一版）一书，留下珍贵史料，许多蛛丝马迹，皆从中透露。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会议记录，特别是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发言者的面部表情、声音色调、手势动作，虽未见描述，却有如目睹，那些发言本身已将各自肚肠、潜在欲望、心中症结乃至灵魂，勾勒得极为生动、深刻。历史和政治，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明说的自私心理、隐秘欲望、躲躲闪闪的言语作用下发生并且产生重大结果。
这次庐山会议，原本不过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诸人同毛泽东的一场争论，却莫名其妙转化为历史恩怨、人事关系问题，人人招唤心中的仇神上来撕咬，显现毛泽东时代政治之贬君子亲奸佞特色，庸俗的人事关系完全淹没了事物本身的是与非、正义与邪恶性质。悲剧和冤案，正是这种政治的必然产物，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大肆逮捕提出民主和建党要求的人士，仍在不遗余力从事政治迫害、制造冤假错案，亦可知中国新一代从政者以及中国当代政治，仍无长进。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对手彭德怀的手段，不仅对了解毛氏其人深有裨益，对了解中共党内斗争实质亦有举一反三之效。
⊙ 耍赖、狡辩
毛泽东一上来使用的手段，就是市井无赖的不认帐态度。他七月二十三日大会讲话揭开批彭序幕，对“大跃进”错误一方面嘴硬不认错，另一方面推卸责任，把这些当初被他宣扬为共产主义“新鲜事务”的东西推给群众。且看他的狡辩：“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实录》第一五三、一五四页）。把孔夫子的“错误”和列宁手稿上的修改痕迹拿来为自己的祸国殃民开脱，是毛常见的毫无逻辑、文过饰非的手法（例如说“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来为自己开脱），欺骗和蒙混那班群僚大老粗，倒显得他读书多、有见识似的，其实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江湖骗子而已。
问题出来了，他却推卸责任、不认帐：“（我）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第一五五页）那么，毛是怎么“略略一管”的、都管了哪些方面？他在下面有一段话又这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 ’”“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第一五六页）。这不是不打自招了麽？其实，他实在是巫师鬼婆似地太会呼风唤雨，管得也实在太多了。对于人民公社，他的推广之权，必然比发明权更有祸害。毛的讲话，都是这种自打嘴巴、毫无道理、虚伪狡辩的谰言骗术。他有这样一手，在自己无理时先胡搅三分，再施展腾挪之术，转而满天胡抡，忽忽悠悠，扯起历史小故事，冒充满腹经纶，或讲起自己遭遇，貌似妇人之仁，惹人同情之泪，以取柳暗花明、绝路逢生之效。这才是大奸诈者的脱身术、笼络术。
毛泽东第二个手段，就是中国下层社会常见的背后恶毒诋毁他人、播弄是非、散布谣言、挑拨关系，颇类叔嫂勃蹊、飞短流长，属于下流政客手段。在庐山会议期间，毛独自在房间里，对他的秘书林克散播对高层同事这种诋毁之言：朱德是个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第一九二页）；他还对自己身边的卫士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红墙内外》第二七二页）等等。这类太监奸佞之徒和小老婆枕边进谗式的诋毁之言，在他与其他常委暗中往来沟通时应当更多。在八月一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这么当面挑拨众人与彭的关系、诬蔑彭的人格：“（你）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象冯玉祥。”“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第二二三页）八月十一日的长篇讲话（题为《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中，毛有这么一段话：“（他们）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六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十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九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第三四三页）毛是以此孤立彭德怀。毛这番话，正可见彭德怀等人不群不党、光明磊落的独立精神和君子气质，他不靠群狗式的团伙暴力而靠个人的正直和灼见（彭德怀在八月一日常委会上说：“我也一个不拜，孤独”“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
⊙ 共犯结构：这个党“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
毛泽东第三个手段是威吓同党人：我们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绝无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第一五六页）这是明说：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们谁也别想跑。他还说：“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待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第一五六页）毛的虚伪和无耻，不言自现，大跃进出了大乱子，他就事后耍赖，对整个中共中央耍赖：现在你们来批评我了，当初你们为什么不吭声？事实上，当初他就是专横跋扈、动辄斥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或“反党分子”，谁能说一声不？
共产党政治是一个共犯结构。在这个共犯团体中，人人有罪，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复杂、阴暗、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他们对重大事物的考虑以及他们的行为特点，第一个议题的就是：怎么做对这个团体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么做对民族和历史进步有利。这伙人每当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总是最坏、最绝、最无人性的方案。这种最坏选择机制，正是共犯结构的产物之一，正是这个小团体的私欲和私利决定的。毛泽东利用高层人的自私心，使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共犯团体（别以为彭德怀批评我、与你们无关），拉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维护错误路线，彻底消灭彭德怀及其代表的那种政治良知和勇气，以保持党作为政治团伙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错误，大家需要一起兜着，共同维护中央权威即团伙利益，不能使这个团伙出大丑，尽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丑恶。这种考虑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蝇营者态度，而非政治家之所为。这个时刻，毛等人特别需要团结。而这种团结，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团体串供抵赖、共同谋杀检举人的恶徒式“团结”。
毛泽东把他这种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
这段话显示，毛泽东对自己及其政党十年来犯下的滔天罪恶实在太清楚了，他知道这个党十年来“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旦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否则天理难容。共产党绝对不能允许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此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若有新闻自由，他本人就得下台、中共就得灭亡，可见这个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敌视自由和民主的。毛泽东这番话，是将厉害关系向全党高层讲明白，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犯有累累大罪、本该被推翻的共犯团体，十年来民愤甚大，树敌太多（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必须团结在他身边，捍卫本集团的利益。
接下来毛泽东的手段，就有点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吓：“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三爷，您自己看着办。”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说，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页）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摊牌：我要不计后果、大动干戈、祸乱全国，将你们统统打倒，重演董卓进京故事。
这种军事恫吓腔调并非毛氏口头空言，而是辅以具体行动。他在会议中途突然电召林彪上山，向众人显示身边有铁杆元帅护航，这是暗示武力威胁和干预的一种强烈信息。这是他动用强硬手段、在对手逼宫时搞军事政变或政治分裂的一个重要砝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带有明显威压性质。此时的林彪，正是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曹操身边有匹夫之勇的许褚，董卓身后的“三姓家奴”吕布。有此人物满脸杀气、持戟而立、保驾护航，他人不敢轻动。毛这个人，从来不信什么民主不民主、仁义不仁义，始终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象商人只认钱、政客只认权、流氓只认势力和打架。别跟他谈什么仁道信义、温良教养，他自称是粗野之人，后来我们又从李医生那里知道，此人从来不刷牙不洗澡，连玩弄女性也不讲卫生，是个什么都不信，只将暴力视为最后立身之本的光棍。
⊙ 刘、林、周：狗苟蝇营
毛泽东也充分利用刘、周诸人胆怯无能、懦弱怕事、自私心重的性格和弱点，使他们选择助毛倒彭立场，帮他渡过政治生涯中一大难关。这种助恶伐善、既不义也不智的行为，挽救了毛泽东，使中国这个头号大祸害日后在政坛上更疯狂地造孽，这种狗苟蝇营行为，也充分暴露了中共高层人物普遍的目光短浅和懦弱自私心性，后来他们一个没跑脱，均陷入毛泽东的魔掌，作为他们当年牺牲彭德怀的一个报偿。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两天政治局常委会，是核心领导层面对面的批彭。然而，这两次核心会议，水平之低劣、内容之庸俗，是难以想象的，可以当作政治学研究专制主义的绝好材料。毛在七月三十一日会议上这样挑剔彭：“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我六十一岁了）”。毛继续挑剔：“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完全是小人勃蹊口吻，将治国大业扯到个人关系和几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彭德怀回答得极好：“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第二零六页）可见彭头脑清晰、敏锐，远胜毛泽东诸人。
八月一日常委会上，朱德第一个发言，还未讲完，毛泽东极不满意，抬起腿，用手指搔鞋面，粗鲁打断朱德的话，讥讽道：“隔靴搔痒”，朱德脸一红，停止发言。这是一个绝妙细节，暴露毛的飞扬跋扈，这种低级下流动作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靴敲桌异曲同工。
在这次会议上，毛说了那段极其下流的“操娘话”：“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了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云云，（这段下流话在八月十一日大会上毛又重复一遍），完全一副流氓腔，让人觉得是一群流氓团伙在内斗。
其他人如何表现？刘少奇避而不谈彭德怀提出的意见本身正确与否，却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这样挑剔彭德怀：“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插话：交不亲的朋友）”“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冈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像老婆子坐在门槛上数落陈谷滥麻。
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少奇率先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后来在文革中泛滥成灾，变成举世闻名的现代崇拜，而刘少奇是始作俑者。他对彭德怀说：
“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彭德怀回答刘：“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
刘这番话，既向毛投媚眼，又揭露和出卖彭。彭不喜欢喊“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喜欢叫“主席”（见第七十九页），彭反对毛的个人崇拜，正是他清醒之处。在八月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再次大力宣扬“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并表示：
“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第三六九页）虽然刘少奇最后亦死于这“个人崇拜”的刀剑之下，但细读他当年的话，可知他的私心。
林彪就更是阴阳怪气：
“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好犯上。……总觉自己行。……（周恩来插话批彭：“很骄傲，犯上。”
“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你）是个不驯服的党员。……长期以来独断专行。……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是有的。……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内有二心，外似张飞。）”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相处过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的虚伪、恶毒、奴才式表白（“我有暮气”），都跃然纸上。他就是在八月十七日会议上，被任命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取代了彭德怀。
周恩来也专门挑剔彭的个性，发言很短，属于插话式。他的话比刘、林的话要轻，有敷衍之意。应当说，刘的心思和城府远比周深。
掌握中国命运的这个核心层，把彭德怀提出的救国救民大问题抛在一边，却喋喋不休数落个人恩怨的旧账，把如此重要会议开成飞短流长、嘁嘁喳喳、评头品足、发泄个人恩怨的炕头嚼舌根聚会。读了这样的会议记录，便令人释然：原来毛泽东的“路线斗争”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中央常委就是这样一群狗苟蝇营、装傻充愣、助纣为虐的党棍乡愿！中国怎麽能不饿死几千万人呢？
上庐山前，彭德怀曾对周小舟感慨地谈到政治局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云）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见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第一五六页）。寥寥数语，已将中共核心的病态情景和一群庸奴性格勾勒得一清二楚。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的会议上，彭对周恩来不在大会上讲真实情况而深感遗憾，他与周有这样几句对话：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实录》第一六三页）。 不必多引，这三句话已将二人不同性格品性勾勒出来。面对这群懦弱无用、患得患失的人，彭德怀出于一个中国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不能不站出来讲话。毛泽东的政党及其政治，培养的是林彪、周恩来式人物，咬死的是彭德怀式人物。
⊙ 中共中央犹如黑帮团伙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说到底，是毛泽东痞子性格的大得逞。倘若彭德怀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正常的、公正的讨论和解决，中国后来的历史则可能走上不同的另一条路，七年后毛泽东策划的那场罪恶的“文革”也就不会发生，刘少奇等党人以及众多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不会惨死，尽管可能还会出现毛泽东搞的其他形式小动作或大阴谋（毛泽东绝非安分之辈，不甘退居幕后，更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惹事生非，拨乱其间），但却不容易成气候了。
在毛的倒行逆施大得逞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帮凶和帮手，诸如康生、林彪、陈伯达、江青等，其他如刘少奇、周恩来、柯庆施等人，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没有这些高层人物的帮助或合伙，毛泽东不可能犯下如此历史大罪。他们吹捧毛泽东，跟随毛泽东，站在邪恶一边，毫无良知和政治道德，打击正义之士，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他们后来都自食其果。对别人不公正，就是对自己不公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古人之言确是不易之论。
庐山长达近两个月的会议，留下许多可疑点。人们读到若干记载，总感到许多东西语焉不详，心生疑惑。诸如：彭德怀等人的观点明显正确，提出的问题皆是人人切身、可见可感的重大事实，态度极为和气，语气极有分寸，而且他致毛泽东那封信是私人之间往来，不过是交换个人看法，却被毛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批判；刘、周诸人对当时中国经济情况之糟糕，心里极清楚，为何对彭德怀也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对经济和国情一窍不通，却混充内行，颐指气使，以打仗的办法指挥中国经济建设，大肆鼓吹“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造成可怕后果，这是上层人物人人深有所感、看得很清楚的事，为何不趁此良机，支持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刹住毛氏这股误国势头？他们到底为什么如此委琐昏庸、不辨是非、知白守黑？
一般说来，是非问题是很简单的，可是中国人总是怀疑自己的良知和感觉。这是中国当代病态政治、阴谋政治给人们造成的心灵疑惑，使人们的理智与感觉分裂。凡是不情之事，必有大奸伪。中国当代政界的怪异现象之一就是：是非很简单，人事却不简单，而且一切均在黑幕中。这就使外界的人很难理解中国政界之事。庐山会议也如此，它的真面目并不神秘，更不高尚，而是非常低级、世俗，如同黑帮团伙。
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第一版）一书，留下珍贵史料，许多蛛丝马迹，皆从中透露。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会议记录，特别是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发言者的面部表情、声音色调、手势动作，虽未见描述，却有如目睹，那些发言本身已将各自肚肠、潜在欲望、心中症结乃至灵魂，勾勒得极为生动、深刻。历史和政治，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明说的自私心理、隐秘欲望、躲躲闪闪的言语作用下发生并且产生重大结果。
这次庐山会议，原本不过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诸人同毛泽东的一场争论，却莫名其妙转化为历史恩怨、人事关系问题，人人招唤心中的仇神上来撕咬，显现毛泽东时代政治之贬君子亲奸佞特色，庸俗的人事关系完全淹没了事物本身的是与非、正义与邪恶性质。悲剧和冤案，正是这种政治的必然产物，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大肆逮捕提出民主和建党要求的人士，仍在不遗余力从事政治迫害、制造冤假错案，亦可知中国新一代从政者以及中国当代政治，仍无长进。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对手彭德怀的手段，不仅对了解毛氏其人深有裨益，对了解中共党内斗争实质亦有举一反三之效。
⊙ 耍赖、狡辩
毛泽东一上来使用的手段，就是市井无赖的不认帐态度。他七月二十三日大会讲话揭开批彭序幕，对“大跃进”错误一方面嘴硬不认错，另一方面推卸责任，把这些当初被他宣扬为共产主义“新鲜事务”的东西推给群众。且看他的狡辩：“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实录》第一五三、一五四页）。把孔夫子的“错误”和列宁手稿上的修改痕迹拿来为自己的祸国殃民开脱，是毛常见的毫无逻辑、文过饰非的手法（例如说“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来为自己开脱），欺骗和蒙混那班群僚大老粗，倒显得他读书多、有见识似的，其实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江湖骗子而已。
问题出来了，他却推卸责任、不认帐：“（我）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第一五五页）那么，毛是怎么“略略一管”的、都管了哪些方面？他在下面有一段话又这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 ’”“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第一五六页）。这不是不打自招了麽？其实，他实在是巫师鬼婆似地太会呼风唤雨，管得也实在太多了。对于人民公社，他的推广之权，必然比发明权更有祸害。毛的讲话，都是这种自打嘴巴、毫无道理、虚伪狡辩的谰言骗术。他有这样一手，在自己无理时先胡搅三分，再施展腾挪之术，转而满天胡抡，忽忽悠悠，扯起历史小故事，冒充满腹经纶，或讲起自己遭遇，貌似妇人之仁，惹人同情之泪，以取柳暗花明、绝路逢生之效。这才是大奸诈者的脱身术、笼络术。
毛泽东第二个手段，就是中国下层社会常见的背后恶毒诋毁他人、播弄是非、散布谣言、挑拨关系，颇类叔嫂勃蹊、飞短流长，属于下流政客手段。在庐山会议期间，毛独自在房间里，对他的秘书林克散播对高层同事这种诋毁之言：朱德是个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第一九二页）；他还对自己身边的卫士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红墙内外》第二七二页）等等。这类太监奸佞之徒和小老婆枕边进谗式的诋毁之言，在他与其他常委暗中往来沟通时应当更多。在八月一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这么当面挑拨众人与彭的关系、诬蔑彭的人格：“（你）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象冯玉祥。”“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第二二三页）八月十一日的长篇讲话（题为《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中，毛有这么一段话：“（他们）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六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十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九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第三四三页）毛是以此孤立彭德怀。毛这番话，正可见彭德怀等人不群不党、光明磊落的独立精神和君子气质，他不靠群狗式的团伙暴力而靠个人的正直和灼见（彭德怀在八月一日常委会上说：“我也一个不拜，孤独”“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
⊙ 共犯结构：这个党“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
毛泽东第三个手段是威吓同党人：我们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绝无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第一五六页）这是明说：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们谁也别想跑。他还说：“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待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第一五六页）毛的虚伪和无耻，不言自现，大跃进出了大乱子，他就事后耍赖，对整个中共中央耍赖：现在你们来批评我了，当初你们为什么不吭声？事实上，当初他就是专横跋扈、动辄斥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或“反党分子”，谁能说一声不？
共产党政治是一个共犯结构。在这个共犯团体中，人人有罪，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复杂、阴暗、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他们对重大事物的考虑以及他们的行为特点，第一个议题的就是：怎么做对这个团体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么做对民族和历史进步有利。这伙人每当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总是最坏、最绝、最无人性的方案。这种最坏选择机制，正是共犯结构的产物之一，正是这个小团体的私欲和私利决定的。毛泽东利用高层人的自私心，使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共犯团体（别以为彭德怀批评我、与你们无关），拉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维护错误路线，彻底消灭彭德怀及其代表的那种政治良知和勇气，以保持党作为政治团伙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错误，大家需要一起兜着，共同维护中央权威即团伙利益，不能使这个团伙出大丑，尽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丑恶。这种考虑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蝇营者态度，而非政治家之所为。这个时刻，毛等人特别需要团结。而这种团结，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团体串供抵赖、共同谋杀检举人的恶徒式“团结”。
毛泽东把他这种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
这段话显示，毛泽东对自己及其政党十年来犯下的滔天罪恶实在太清楚了，他知道这个党十年来“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旦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否则天理难容。共产党绝对不能允许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此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若有新闻自由，他本人就得下台、中共就得灭亡，可见这个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敌视自由和民主的。毛泽东这番话，是将厉害关系向全党高层讲明白，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犯有累累大罪、本该被推翻的共犯团体，十年来民愤甚大，树敌太多（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必须团结在他身边，捍卫本集团的利益。
接下来毛泽东的手段，就有点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吓：“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三爷，您自己看着办。”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说，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页）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摊牌：我要不计后果、大动干戈、祸乱全国，将你们统统打倒，重演董卓进京故事。
这种军事恫吓腔调并非毛氏口头空言，而是辅以具体行动。他在会议中途突然电召林彪上山，向众人显示身边有铁杆元帅护航，这是暗示武力威胁和干预的一种强烈信息。这是他动用强硬手段、在对手逼宫时搞军事政变或政治分裂的一个重要砝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带有明显威压性质。此时的林彪，正是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曹操身边有匹夫之勇的许褚，董卓身后的“三姓家奴”吕布。有此人物满脸杀气、持戟而立、保驾护航，他人不敢轻动。毛这个人，从来不信什么民主不民主、仁义不仁义，始终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象商人只认钱、政客只认权、流氓只认势力和打架。别跟他谈什么仁道信义、温良教养，他自称是粗野之人，后来我们又从李医生那里知道，此人从来不刷牙不洗澡，连玩弄女性也不讲卫生，是个什么都不信，只将暴力视为最后立身之本的光棍。
⊙ 刘、林、周：狗苟蝇营
毛泽东也充分利用刘、周诸人胆怯无能、懦弱怕事、自私心重的性格和弱点，使他们选择助毛倒彭立场，帮他渡过政治生涯中一大难关。这种助恶伐善、既不义也不智的行为，挽救了毛泽东，使中国这个头号大祸害日后在政坛上更疯狂地造孽，这种狗苟蝇营行为，也充分暴露了中共高层人物普遍的目光短浅和懦弱自私心性，后来他们一个没跑脱，均陷入毛泽东的魔掌，作为他们当年牺牲彭德怀的一个报偿。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两天政治局常委会，是核心领导层面对面的批彭。然而，这两次核心会议，水平之低劣、内容之庸俗，是难以想象的，可以当作政治学研究专制主义的绝好材料。毛在七月三十一日会议上这样挑剔彭：“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我六十一岁了）”。毛继续挑剔：“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完全是小人勃蹊口吻，将治国大业扯到个人关系和几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彭德怀回答得极好：“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第二零六页）可见彭头脑清晰、敏锐，远胜毛泽东诸人。
八月一日常委会上，朱德第一个发言，还未讲完，毛泽东极不满意，抬起腿，用手指搔鞋面，粗鲁打断朱德的话，讥讽道：“隔靴搔痒”，朱德脸一红，停止发言。这是一个绝妙细节，暴露毛的飞扬跋扈，这种低级下流动作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靴敲桌异曲同工。
在这次会议上，毛说了那段极其下流的“操娘话”：“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了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云云，（这段下流话在八月十一日大会上毛又重复一遍），完全一副流氓腔，让人觉得是一群流氓团伙在内斗。
其他人如何表现？刘少奇避而不谈彭德怀提出的意见本身正确与否，却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这样挑剔彭德怀：“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插话：交不亲的朋友）”“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冈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像老婆子坐在门槛上数落陈谷滥麻。
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少奇率先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后来在文革中泛滥成灾，变成举世闻名的现代崇拜，而刘少奇是始作俑者。他对彭德怀说：
“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彭德怀回答刘：“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
刘这番话，既向毛投媚眼，又揭露和出卖彭。彭不喜欢喊“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喜欢叫“主席”（见第七十九页），彭反对毛的个人崇拜，正是他清醒之处。在八月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再次大力宣扬“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并表示：
“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第三六九页）虽然刘少奇最后亦死于这“个人崇拜”的刀剑之下，但细读他当年的话，可知他的私心。
林彪就更是阴阳怪气：
“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好犯上。……总觉自己行。……（周恩来插话批彭：“很骄傲，犯上。”
“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你）是个不驯服的党员。……长期以来独断专行。……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是有的。……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内有二心，外似张飞。）”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相处过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的虚伪、恶毒、奴才式表白（“我有暮气”），都跃然纸上。他就是在八月十七日会议上，被任命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取代了彭德怀。
周恩来也专门挑剔彭的个性，发言很短，属于插话式。他的话比刘、林的话要轻，有敷衍之意。应当说，刘的心思和城府远比周深。
掌握中国命运的这个核心层，把彭德怀提出的救国救民大问题抛在一边，却喋喋不休数落个人恩怨的旧账，把如此重要会议开成飞短流长、嘁嘁喳喳、评头品足、发泄个人恩怨的炕头嚼舌根聚会。读了这样的会议记录，便令人释然：原来毛泽东的“路线斗争”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中央常委就是这样一群狗苟蝇营、装傻充愣、助纣为虐的党棍乡愿！中国怎麽能不饿死几千万人呢？
上庐山前，彭德怀曾对周小舟感慨地谈到政治局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云）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见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第一五六页）。寥寥数语，已将中共核心的病态情景和一群庸奴性格勾勒得一清二楚。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的会议上，彭对周恩来不在大会上讲真实情况而深感遗憾，他与周有这样几句对话：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实录》第一六三页）。 不必多引，这三句话已将二人不同性格品性勾勒出来。面对这群懦弱无用、患得患失的人，彭德怀出于一个中国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不能不站出来讲话。毛泽东的政党及其政治，培养的是林彪、周恩来式人物，咬死的是彭德怀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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