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似乎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它代表了青春的流失和梦想的褪色。可是，走向成熟是人生的方向，况且，一种持久的平和的幸福人生离不开成熟。
1、正视异性
其实，这里说正视异性，主要是指能够用一种平和、健康、冷静的心态理解和交往异性。正视，不是拒绝对异性的好感和爱情，而是拒绝见到异性就心惊肉跳骨头软的不健康的心理和表现。 少男少女天真单纯，对异性充满了好奇心、神秘感，而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有一天你会明白男人不过如此，女人也不过如此。我们可以对异性怀有好感，而不必好奇神秘。这神秘感好奇感将导致人们情绪的起起伏伏，为之欢欣鼓舞，为之痛不欲生，为之幸福，为之痛苦。也许恋爱中的人们不能保持应有的清醒，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却也能常常见到人们在异性面前的种种失态。不把异性当回事，不是让你对生活失去热情，而是少一些失望，少一些伤害，以及能够表现得自然和从容。
2、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不断地否定自己，是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也是成熟的重要标志。否定自己是深刻的思想活动，是出于对真理和对自我的认知，而不是妄自菲薄和自轻自贱。否定自己是思考的结果，而不是“触景生情”。只要你时时地反省和面对自己，你就会时时地否定自己。 认识自己并不容易，否定自己同样困难，人最容易自以为是和固执已见。 在真理面前，没有谁有资格自负。有句话说的好，我们最需要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最坚持的东西。可是，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总是对的，把傲慢当作成熟，把固执当作个性，最后只能是“追悔莫及”。其实人们的认识本就浅薄，再加上一切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你们如何能够不改变？事物在变化，时局在变化，真理也在变化，这就要你们不断在改变自己原来的认识，否定自己曾坚持的东西。
3、学会宽容
宽容不仅象征成熟，宽容更是一种境界。幼稚的心从来不会宽容，他们偏激、暴怒、盲目行动、“疾恶如仇”，而且自己却屡犯不可“宽容”的错误，他们追求完美，却并不明白自身所存在的缺憾。 盲目追求抽象的正义，使“敌人”的观念在人们心里得到强化。实际上，没有谁是天生的敌人。记得哪位作家说过，一片落叶不经过全树的允许，是掉落不下来的。同样，一个人所以沦为了罪犯，并不仅仅是个人之过，整个社会都是有责任的。况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所以敌人、罪犯都不过是权势强加的人为的定性，而并不是根据正义的标准。 宽容不是容忍，因为容忍仍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这种并不明智的情绪其实是暗暗跟自己过不去。生活的阅历、生命的体悟，构成了宽容的前提与基础。宽容别人，也是宽容自己，这体现了对人性缺陷的包容和理解，因此，宽容不但是一种成熟，也是智慧。其实，这“不宽容”也是值得宽容的，因为他们的幼稚。伏尔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缺点和错误，让我们互相原谅彼此的愚蠢，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
4、重视简单
从思考能力的角度讲，成熟的标志就是对“简单”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不再把简单看作简单，或者说，不再轻视简单。真理就是简单的，而这简单的真理就是在平常的朴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从简单处寻找和发现真理，你就得到了最深刻的真理。 无知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什么都不瞧在眼里。无知的人以及少年最常说的话就是：我懂、我知道、这太简单了，如此等等。在一个有思想和有探求精神的人那里，没有什么是简单的，尽管他们能够举重若轻。一个苹果的落地，科学家能够思考到天体运行的规律，一粒简单的沙子，哲学家可以通过它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理论学术的建立，是在简单、原始概念之上的；思想的产生和深入，也是来源于人们对朴素世界、简单问题的深入思考。恩格斯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好，他说哲学的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哲学（深刻的思维）就是来自对于简单事物和朴素世界的思考。如果真正懂得了简单，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复杂。 因此，你若想寻找真理，就不要轻视那些你所轻视的简单的事物，就要善于从寻常的生活、习见的事件中领会和获得并不寻常的道理。 能够把别人认为很简单的事请认认真真做好就是最不简单的事！
2008年6月15日星期日
关于喝水的17个骇人真相！！
1、自来水
有人习惯早晨起来打开水龙头，接一杯自来水来喝，这是不对的。停用一夜的水龙头及水管中的自来水是静止的，这些水及金属管壁及水龙头金属腔室会产生水化反应，形成金属污染水，并且自来水中残留微生物也会繁殖起来，这种水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还可能藏着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菌—军团菌。
因此，清晨拧开水龙头，最初流出的自来水是不可饮用的死水，所以有这种习惯的人请马上纠正，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
2、久置的开水
开水久置以后，其中含氮的有机物会不断被分解成亚硝酸盐。尤其是存放过久的开水，难免有细菌污染，此时含氮有机物分解加速，亚硝酸盐的生成也就更多。饮用这样的水后亚硝酸盐与血红蛋白结合，会影响血液的运氧功能。
所以，在暖瓶里多日的开水多次煮沸的残留水、放在炉灶上沸腾很久的水，其成分都已经发生变化而不能饮用了。应该喝一次烧开、不超过24小时的水。
此外，瓶装、桶装的各种纯净水、矿泉水也不宜存放过久。大瓶的或桶装的纯净水、矿泉水超过3天就不应该喝了。
3、盐水
有人认为喝淡盐水有益于身体健康，于是晨起喝淡盐水，这种认识确是错误的。喝淡盐水有利于健康不假，这对于夏天出汗后补充水分是必要的，可对于晨起补充水分来说非但无益，还是一个危害健康的错误做法。
生理学的研究认为，人在整夜睡眠中未饮滴水，然而呼吸、排汗、泌尿却在进行中，这些生理活动要消耗损失许多水分。早晨起床时，血液已成浓缩状态此时如饮一定量的白开水可很快使血液得到稀释，纠正夜间的高渗性脱水。再喝盐开水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备加口干。何况，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开水会使血压更高，危害健康。
4、饮料
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最好不要喝市售的果汁、可乐、汽水、咖啡、牛奶等饮料。汽水和可乐等碳酸饮料中大都含有柠檬酸，在代谢过程中会加速钙的排泄，降低血液中钙的含量，长期饮用会导致缺钙。而另一些饮料有利于排尿作用，清晨饮用非但不能有效补充机体缺少的水分，还会增加集体对水分的要求，反而造成体内缺水。
果汁、牛奶、咖啡也不宜作为清晨的第一杯饮料，因为这些物质并不能提供此时机体最需要的水分，还会使机体在缺水的状态下就让胃肠进行消化和吸收工作，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所以大家要为了自己的健康切记以上四种水是清晨起床不可以喝的。
如今，重视喝水的人，越来越多了；但真正会喝的人，却为数不多。不挑时间地喝、不计较内容地喝、不动脑筋地喝……都只能证明你只是喝水，却不一定是喝对了水。在这个爱惜身体成为一种流行的年代，曾经被认为最简单的喝水，也不得不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
5、餐前补水最养胃
吃饭前还要补水吗？那不是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吗？西餐有餐前开胃的步骤，其道理在于利用汤菜来调动食欲，润滑食道，为进餐做好准备。那么，饭前补水也就有着同样的意义，进固体食物前，先小饮半杯(约100毫升)，可以是室温的果汁、酸奶，也可以是温热的冰糖菊花水或淡淡的茶水，或者是一小碗浓浓的开胃汤，都是很好的养胃之法。
6、多喝看不见的水
有的人看上去一天到晚都不喝水，那是因为由食物中摄取的水分已经足够应付所需。食物也含水，比如米饭，其中含水量达到60%，而粥呢，就更是含水丰富了。翻开食物成分表不难看出，蔬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超过70%，即便一天只吃500克果蔬，也能获得300~400毫升水分(有两怀呦)。加之日常饮食讲究的就是干稀搭配，所以从三餐食物中获得1500~2000毫升的水分并不困难。不如充分利用三餐进食的机会来补水吧，多选果蔬和不咸的汤粥，补水效果都不错。
7、记住利水食物
所谓利水食物是指能增加身体水分排泄的食物，如西瓜、咖啡、茶等含有利尿成分，能促进肾脏尿液的形成；还有粗粮、蔬菜水果等含有膳食纤维，能在肠道结合大量水分，增加粪便的重量；辛辣刺激的成分能促进体表毛细血管的舒张，让人大汗淋漓、体表水分流失。补也好、利也好，都是达到身体水分平衡的手段。
8、畅饮与美容无关
身体缺少水分，皮肤看上去会干燥没有光泽；饮水过少还容易发生便干，甚至便秘，皮肤很容易生小痘痘。虽说如此，单单靠补充水分对肤质和肤色的影响毕竟有限，不过现在很多添加维生素的饮料打出了美容牌，比如一种含乳饮料里面含有维生素B6，其产品声称“能令皮肤润滑细嫩”，而现在含有这种“美容维生素”的饮料还真不少。正统的营养学专著中并没有提到它的美容作用，好在摄入多些一没有危险，二还可以预防冠心病的发生，也算有益无害吧。
9、水里的“杀机”
经过煮沸的自来水可能含有具有致癌性的高氯化合物，如经较长时间放置(隔夜)水质会发生老化。
现在各种家用水处理机也纷纷登场，类似曾风靡一时的矿泉壶，这样的设备存在后续维护的问题，就如同饮水机，可能成为饮用水二次污染的源头。
10、喝运动饮料的学问
剧烈运动前后不能补白水，也不能补高浓度的果汁，而应补运动饮料。运动饮料中应该含有少量糖分、钠盐、钾、镁、钙和多种水溶性维生素，以补充运动中身体所失及所需。饮白水会造成血液稀释，排汗量剧增，进一步加重脱水。果汁中过高的糖浓度使果汁由胃排空的时间延长，造成运动中胃部不适。运动饮料中特殊设计的无机盐和糖的浓度会避免这些不良反应。运动饮料的温度也讲究，过高不利于降低体温散热，过凉会造成胃肠道痉挛，一般应口感清凉，温度在10左右。
11、警惕酸味饮料
各种果汁饮料多采用柠檬酸作味剂，柠檬酸食用过多，大量的有机酸骤然进入人体，当摄入量超过机体对酸的处理能力时，就会使体内的PH值不平衡，导致酸血症的产生，使人疲乏，困倦。特别是在盛夏，由于天气炎热，出汗较多，人体会损失大量的电解质，如钾、钠、氯等碱性成分，大量的酸味饮料更容易令体液呈酸性。因此，在夏季不宜过多饮用添加有机酸的酸味饮料。
12、甜饮料的陷阱
如果口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饮料，可是相当危险的。可乐、雪碧、芬达的含糖量是11%，超过了西瓜、苹果、柑橘等很多种水果，一听350毫升的可乐所含的能量等同于一片面包、一个玉米或250克水果。各种果汁的含糖量与此相当，甚至还要更高于它。脉动、她/他、激活等看上去像水的维生素饮料也含有3%的糖分，如果喝上一大瓶(600毫升吧)，对体重的影响相当可观。也的确听说过有人因为暴饮甜饮料而罹患糖尿病的不幸遭遇呢。
13、淡盐水的坏处
淡盐水是指相当于生理浓度的盐水，每百毫升中含1克左右的盐分，它在日常生活中有几种用途：一、大汗之后补充身体丢失的水分和钠；二、腹泻之后补充由肠道丢失的水分和盐，维持电解质的平衡；三、淡盐水漱口能清除口腔内的细菌，减轻口咽部炎症造成的红肿。但是，淡盐水不适合心脏功能不好，有高血压的人饮用，特别是在早晨，当血液粘稠度最高时，饮用淡盐水会加重口干，促进血压升高。
14、识破“花样”水
纯净水，经多重过滤去除了各种微生物、杂质和有益的矿物质，突出的是饮用的安全性，它是一种软水，许多人认为它不够营养，长期饮用不利健康，可是这种观点未被证实。
矿泉水，是种自然资源，由地层深处开采出来，含有丰富的稀有矿物质，略呈碱性，应该更有利于健康，但是不排除有机物污染的可能。
矿物质水，在纯净水中按照人体浓度比例添加矿物质浓缩液配制而成的人工矿泉水，标志着饮用水科技的新高度。
15、爱运动更要会补水
运动补水要掌握以下原则：
a.不能渴时才补。因为感到口渴时，丢失的水分已达体重的2%。
b.运动前、中、后都要补水。运动前2小时补250—500毫升；运动前即刻补150—250毫升；运动中每15~20分钟补120—240毫升；运动后按运动中体重的丢失量，体重每下降1千克需补1升。
16、勤补水不明智
身体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每天正常补水1000~2000亳升，让小便保持清亮充沛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饮水，这其中就有问题了。首先，说明你的身体可能处于脱水状态，身处高温环境，大量排汗或大量进食盐分都可能千百万这种情况，那么补水是必要的；其次，如果存在高血糖、垂体或肾脏功能异常的情况；或者处于感昌、发烧等感染性疾病中；又或者有泌尿系统炎症，甚至是一名高尿酸血症患者，那也可以主动大量饮水。而一个健康人在不感觉口渴的情况下饮水超过2000毫升/天就实在没有必要了，那只不过是一再考验自身的肾脏功能罢了。
17、维生素C饮料多喝无益
新上市的饮料中很多都含有维生素C，维生素C的益处自不必说，为了预防缺乏，每天人体需要补充60~100毫克。“酷儿”的维生素C含量为3~30毫克/100毫升，“脉动”为25~50毫克/100毫升，“她”是15毫克/100毫升，也就是说，饮用此类饮料一瓶获得的维生素C就能满足每天的需要量。
那么，如果你饮用2瓶、3瓶，甚至更多呢？会不会发生维生素C中毒的情况呢？好在维生素C的安全范围广，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它是多多益善的，过量摄入能引起泌尿系统结石，渗透性腹泻以及大剂量维生素C依赖症。
小贴士：喝水时间表
1．起床后：早晨起床后适量多饮些水，可补偿夜间水分的消耗，对预防高血压、脑溢血、脑血栓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
2．三餐前约１个小时：餐前约１小时空腹喝水，可使水分补充到全身组织细胞，供应体内对水的需要，保证分泌必要的、足够的消化液，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吸收，同时可以不影响组织细胞中的生理含水量，还可以避免临睡前口渴饮水，导致起夜、第二天眼睛肿等。
3．上午、下午工作间休：工作期间喝水，可以补充由于工作流汗及经尿排出的水分，而且体内囤积的废物也会因此顺利排出。
4．下班时：离开办公室前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足感。
5．睡前2～3个小时：这个时间饮水可以冲淡血液，加速血液循环。
当然，时间的选择也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掌握及时补充水分的大原则，不要让身体缺水即可。
有人习惯早晨起来打开水龙头，接一杯自来水来喝，这是不对的。停用一夜的水龙头及水管中的自来水是静止的，这些水及金属管壁及水龙头金属腔室会产生水化反应，形成金属污染水，并且自来水中残留微生物也会繁殖起来，这种水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还可能藏着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菌—军团菌。
因此，清晨拧开水龙头，最初流出的自来水是不可饮用的死水，所以有这种习惯的人请马上纠正，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
2、久置的开水
开水久置以后，其中含氮的有机物会不断被分解成亚硝酸盐。尤其是存放过久的开水，难免有细菌污染，此时含氮有机物分解加速，亚硝酸盐的生成也就更多。饮用这样的水后亚硝酸盐与血红蛋白结合，会影响血液的运氧功能。
所以，在暖瓶里多日的开水多次煮沸的残留水、放在炉灶上沸腾很久的水，其成分都已经发生变化而不能饮用了。应该喝一次烧开、不超过24小时的水。
此外，瓶装、桶装的各种纯净水、矿泉水也不宜存放过久。大瓶的或桶装的纯净水、矿泉水超过3天就不应该喝了。
3、盐水
有人认为喝淡盐水有益于身体健康，于是晨起喝淡盐水，这种认识确是错误的。喝淡盐水有利于健康不假，这对于夏天出汗后补充水分是必要的，可对于晨起补充水分来说非但无益，还是一个危害健康的错误做法。
生理学的研究认为，人在整夜睡眠中未饮滴水，然而呼吸、排汗、泌尿却在进行中，这些生理活动要消耗损失许多水分。早晨起床时，血液已成浓缩状态此时如饮一定量的白开水可很快使血液得到稀释，纠正夜间的高渗性脱水。再喝盐开水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备加口干。何况，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开水会使血压更高，危害健康。
4、饮料
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最好不要喝市售的果汁、可乐、汽水、咖啡、牛奶等饮料。汽水和可乐等碳酸饮料中大都含有柠檬酸，在代谢过程中会加速钙的排泄，降低血液中钙的含量，长期饮用会导致缺钙。而另一些饮料有利于排尿作用，清晨饮用非但不能有效补充机体缺少的水分，还会增加集体对水分的要求，反而造成体内缺水。
果汁、牛奶、咖啡也不宜作为清晨的第一杯饮料，因为这些物质并不能提供此时机体最需要的水分，还会使机体在缺水的状态下就让胃肠进行消化和吸收工作，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所以大家要为了自己的健康切记以上四种水是清晨起床不可以喝的。
如今，重视喝水的人，越来越多了；但真正会喝的人，却为数不多。不挑时间地喝、不计较内容地喝、不动脑筋地喝……都只能证明你只是喝水，却不一定是喝对了水。在这个爱惜身体成为一种流行的年代，曾经被认为最简单的喝水，也不得不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
5、餐前补水最养胃
吃饭前还要补水吗？那不是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吗？西餐有餐前开胃的步骤，其道理在于利用汤菜来调动食欲，润滑食道，为进餐做好准备。那么，饭前补水也就有着同样的意义，进固体食物前，先小饮半杯(约100毫升)，可以是室温的果汁、酸奶，也可以是温热的冰糖菊花水或淡淡的茶水，或者是一小碗浓浓的开胃汤，都是很好的养胃之法。
6、多喝看不见的水
有的人看上去一天到晚都不喝水，那是因为由食物中摄取的水分已经足够应付所需。食物也含水，比如米饭，其中含水量达到60%，而粥呢，就更是含水丰富了。翻开食物成分表不难看出，蔬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超过70%，即便一天只吃500克果蔬，也能获得300~400毫升水分(有两怀呦)。加之日常饮食讲究的就是干稀搭配，所以从三餐食物中获得1500~2000毫升的水分并不困难。不如充分利用三餐进食的机会来补水吧，多选果蔬和不咸的汤粥，补水效果都不错。
7、记住利水食物
所谓利水食物是指能增加身体水分排泄的食物，如西瓜、咖啡、茶等含有利尿成分，能促进肾脏尿液的形成；还有粗粮、蔬菜水果等含有膳食纤维，能在肠道结合大量水分，增加粪便的重量；辛辣刺激的成分能促进体表毛细血管的舒张，让人大汗淋漓、体表水分流失。补也好、利也好，都是达到身体水分平衡的手段。
8、畅饮与美容无关
身体缺少水分，皮肤看上去会干燥没有光泽；饮水过少还容易发生便干，甚至便秘，皮肤很容易生小痘痘。虽说如此，单单靠补充水分对肤质和肤色的影响毕竟有限，不过现在很多添加维生素的饮料打出了美容牌，比如一种含乳饮料里面含有维生素B6，其产品声称“能令皮肤润滑细嫩”，而现在含有这种“美容维生素”的饮料还真不少。正统的营养学专著中并没有提到它的美容作用，好在摄入多些一没有危险，二还可以预防冠心病的发生，也算有益无害吧。
9、水里的“杀机”
经过煮沸的自来水可能含有具有致癌性的高氯化合物，如经较长时间放置(隔夜)水质会发生老化。
现在各种家用水处理机也纷纷登场，类似曾风靡一时的矿泉壶，这样的设备存在后续维护的问题，就如同饮水机，可能成为饮用水二次污染的源头。
10、喝运动饮料的学问
剧烈运动前后不能补白水，也不能补高浓度的果汁，而应补运动饮料。运动饮料中应该含有少量糖分、钠盐、钾、镁、钙和多种水溶性维生素，以补充运动中身体所失及所需。饮白水会造成血液稀释，排汗量剧增，进一步加重脱水。果汁中过高的糖浓度使果汁由胃排空的时间延长，造成运动中胃部不适。运动饮料中特殊设计的无机盐和糖的浓度会避免这些不良反应。运动饮料的温度也讲究，过高不利于降低体温散热，过凉会造成胃肠道痉挛，一般应口感清凉，温度在10左右。
11、警惕酸味饮料
各种果汁饮料多采用柠檬酸作味剂，柠檬酸食用过多，大量的有机酸骤然进入人体，当摄入量超过机体对酸的处理能力时，就会使体内的PH值不平衡，导致酸血症的产生，使人疲乏，困倦。特别是在盛夏，由于天气炎热，出汗较多，人体会损失大量的电解质，如钾、钠、氯等碱性成分，大量的酸味饮料更容易令体液呈酸性。因此，在夏季不宜过多饮用添加有机酸的酸味饮料。
12、甜饮料的陷阱
如果口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饮料，可是相当危险的。可乐、雪碧、芬达的含糖量是11%，超过了西瓜、苹果、柑橘等很多种水果，一听350毫升的可乐所含的能量等同于一片面包、一个玉米或250克水果。各种果汁的含糖量与此相当，甚至还要更高于它。脉动、她/他、激活等看上去像水的维生素饮料也含有3%的糖分，如果喝上一大瓶(600毫升吧)，对体重的影响相当可观。也的确听说过有人因为暴饮甜饮料而罹患糖尿病的不幸遭遇呢。
13、淡盐水的坏处
淡盐水是指相当于生理浓度的盐水，每百毫升中含1克左右的盐分，它在日常生活中有几种用途：一、大汗之后补充身体丢失的水分和钠；二、腹泻之后补充由肠道丢失的水分和盐，维持电解质的平衡；三、淡盐水漱口能清除口腔内的细菌，减轻口咽部炎症造成的红肿。但是，淡盐水不适合心脏功能不好，有高血压的人饮用，特别是在早晨，当血液粘稠度最高时，饮用淡盐水会加重口干，促进血压升高。
14、识破“花样”水
纯净水，经多重过滤去除了各种微生物、杂质和有益的矿物质，突出的是饮用的安全性，它是一种软水，许多人认为它不够营养，长期饮用不利健康，可是这种观点未被证实。
矿泉水，是种自然资源，由地层深处开采出来，含有丰富的稀有矿物质，略呈碱性，应该更有利于健康，但是不排除有机物污染的可能。
矿物质水，在纯净水中按照人体浓度比例添加矿物质浓缩液配制而成的人工矿泉水，标志着饮用水科技的新高度。
15、爱运动更要会补水
运动补水要掌握以下原则：
a.不能渴时才补。因为感到口渴时，丢失的水分已达体重的2%。
b.运动前、中、后都要补水。运动前2小时补250—500毫升；运动前即刻补150—250毫升；运动中每15~20分钟补120—240毫升；运动后按运动中体重的丢失量，体重每下降1千克需补1升。
16、勤补水不明智
身体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每天正常补水1000~2000亳升，让小便保持清亮充沛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饮水，这其中就有问题了。首先，说明你的身体可能处于脱水状态，身处高温环境，大量排汗或大量进食盐分都可能千百万这种情况，那么补水是必要的；其次，如果存在高血糖、垂体或肾脏功能异常的情况；或者处于感昌、发烧等感染性疾病中；又或者有泌尿系统炎症，甚至是一名高尿酸血症患者，那也可以主动大量饮水。而一个健康人在不感觉口渴的情况下饮水超过2000毫升/天就实在没有必要了，那只不过是一再考验自身的肾脏功能罢了。
17、维生素C饮料多喝无益
新上市的饮料中很多都含有维生素C，维生素C的益处自不必说，为了预防缺乏，每天人体需要补充60~100毫克。“酷儿”的维生素C含量为3~30毫克/100毫升，“脉动”为25~50毫克/100毫升，“她”是15毫克/100毫升，也就是说，饮用此类饮料一瓶获得的维生素C就能满足每天的需要量。
那么，如果你饮用2瓶、3瓶，甚至更多呢？会不会发生维生素C中毒的情况呢？好在维生素C的安全范围广，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它是多多益善的，过量摄入能引起泌尿系统结石，渗透性腹泻以及大剂量维生素C依赖症。
小贴士：喝水时间表
1．起床后：早晨起床后适量多饮些水，可补偿夜间水分的消耗，对预防高血压、脑溢血、脑血栓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
2．三餐前约１个小时：餐前约１小时空腹喝水，可使水分补充到全身组织细胞，供应体内对水的需要，保证分泌必要的、足够的消化液，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吸收，同时可以不影响组织细胞中的生理含水量，还可以避免临睡前口渴饮水，导致起夜、第二天眼睛肿等。
3．上午、下午工作间休：工作期间喝水，可以补充由于工作流汗及经尿排出的水分，而且体内囤积的废物也会因此顺利排出。
4．下班时：离开办公室前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足感。
5．睡前2～3个小时：这个时间饮水可以冲淡血液，加速血液循环。
当然，时间的选择也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掌握及时补充水分的大原则，不要让身体缺水即可。
2008年4月16日星期三
从不知道洋葱那么伟大
送您夏天好吃凉拌洋葱作法:
1.洋葱洗净切丝.
2.容器内装冰水，将洋葱丝浸于冰水中，置冰箱下层泠藏.
3.隔天捞起洋葱拌蚝油，好吃无辛味的生菜.
洋葱比骨质酥松症的药有效家庭主妇不爱用洋葱做菜，处理时会让人流眼泪，很多人也怕洋葱味。除非是手艺高超的洋葱料理，否则真的很难找到洋葱的热爱者。
但是想要让自己骨骼结实、身体长得高、预防骨质酥松症的人，最好还是乖乖地捏着鼻子吃洋葱吧。因为权威期刊「自然」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洋葱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洋葱预防骨质流失的效果，甚至比骨质酥松症治疗药品「calcitonin」还要好。
研究人员让雄性大白鼠每天吃一公克干洋葱，连续四周后，公白鼠的骨质平均增加了13.5-18%。另一组实验则发现，让大白鼠食用含有洋葱的混合蔬菜，也能够减少骨质流失问题。第三组实验则是让摘除卵巢的雌性大白鼠每天吃1.5公克的洋葱，结果骨质流失的速率减少了25%。更值得注意的是，洋葱的保健功效在短短12小时内就看得到了。
研究人员认为，洋葱的效果可能来自于「预防骨质流失」，因此想要利用洋葱保健的人，每天可能要吃上200-300公克（10盎司 ）的洋葱，才能够预防骨质酥松症。医食同源，在我们日常食物中，有很多蔬菜水果都具有药物般的疗效；像西餐里少不了的配菜洋葱，它对身体的好处简直超乎想象。
洋葱炒蛋，或洋葱炒牛肉，都是美味无比的健康菜；而洋葱还可以用来生吃或榨汁喝，根据医学实验，它更能发挥多种神奇疗效。
【洋葱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
据哈佛医学院心脏科教授克多格尔威治博士指出，每天生吃半个洋葱，或喝等量的洋葱汁，平均可增加心脏病人约30%的HDL含量（HDL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种被认为有助于预防动脉粥状硬化的胆固醇，也是一种的好的胆固醇。）每天生吃半个洋葱，或喝等量的洋葱汁，以保护心脏，这原是个民间偏方，克多博士在自己的诊所里对病人进行实验，证明洋葱确有提升好胆固醇的疗效，不过洋葱煮得越熟，越不具效果。
【洋葱可以分解脂肪】
克多博士让诊所里的心脏病人每天吃洋葱，结果发现洋葱里所含的化合物也能阻止血小板凝结，并加速血液凝块溶解。所以，当你享用高脂肪食物时，最好能搭配些许洋葱，将有助于抵销高脂肪食物引起的血液凝块；所以说牛排通常搭配洋葱一起吃，是很有道理。
【洋葱可以预防胃癌】
洋葱和大蒜、大葱、韭菜这些葱属蔬菜，因含有抗癌的化学物质，据研究人员在中国山东省一个胃癌罹患率很高的地方所做的调查发现，当洋葱吃得越多，得胃癌的机率就越低。
【洋葱可以对抗哮喘】
洋葱含有至少三种抗发炎的天然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由于洋葱可以抑制组织胺的动，而组织胺正是一种会引起哮喘过敏症状的化学物质；据德国的研究，洋葱可以使哮喘的发作机率降低一半左右。
【洋葱可以治疗糖尿病】
很久以前，洋葱就被用来治疗糖尿病，到F现代，医学也证明洋葱确实能够降血糖而且不论生食或熟食，都同样有效果。原来洋葱里有一种抗糖尿病的化合物，类似常用的口服降血糖剂甲磺丁胺，具有刺激胰岛素合成及释放的作用。
【洋葱还有其它多种疗效】
洋葱的妙用还不止上述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洋葱还可用来防治失眠：将切碎的洋葱放置于枕边，洋葱特有的刺激成分，会发挥镇静神经、诱人入眠的神奇功效。
感冒的时候，喝加了洋葱的热味噌汤，很快就可发汗退烧。如果鼻塞，以一小片洋葱抵住鼻孔，洋葱的刺激气味，会促使鼻子瞬间畅通起来。 如果咳嗽，以纱布包裹切碎的洋葱，覆盖于喉咙到胸口，也可以很快抑制咳嗽。
1.洋葱洗净切丝.
2.容器内装冰水，将洋葱丝浸于冰水中，置冰箱下层泠藏.
3.隔天捞起洋葱拌蚝油，好吃无辛味的生菜.
洋葱比骨质酥松症的药有效家庭主妇不爱用洋葱做菜，处理时会让人流眼泪，很多人也怕洋葱味。除非是手艺高超的洋葱料理，否则真的很难找到洋葱的热爱者。
但是想要让自己骨骼结实、身体长得高、预防骨质酥松症的人，最好还是乖乖地捏着鼻子吃洋葱吧。因为权威期刊「自然」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洋葱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洋葱预防骨质流失的效果，甚至比骨质酥松症治疗药品「calcitonin」还要好。
研究人员让雄性大白鼠每天吃一公克干洋葱，连续四周后，公白鼠的骨质平均增加了13.5-18%。另一组实验则发现，让大白鼠食用含有洋葱的混合蔬菜，也能够减少骨质流失问题。第三组实验则是让摘除卵巢的雌性大白鼠每天吃1.5公克的洋葱，结果骨质流失的速率减少了25%。更值得注意的是，洋葱的保健功效在短短12小时内就看得到了。
研究人员认为，洋葱的效果可能来自于「预防骨质流失」，因此想要利用洋葱保健的人，每天可能要吃上200-300公克（10盎司 ）的洋葱，才能够预防骨质酥松症。医食同源，在我们日常食物中，有很多蔬菜水果都具有药物般的疗效；像西餐里少不了的配菜洋葱，它对身体的好处简直超乎想象。
洋葱炒蛋，或洋葱炒牛肉，都是美味无比的健康菜；而洋葱还可以用来生吃或榨汁喝，根据医学实验，它更能发挥多种神奇疗效。
【洋葱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
据哈佛医学院心脏科教授克多格尔威治博士指出，每天生吃半个洋葱，或喝等量的洋葱汁，平均可增加心脏病人约30%的HDL含量（HDL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种被认为有助于预防动脉粥状硬化的胆固醇，也是一种的好的胆固醇。）每天生吃半个洋葱，或喝等量的洋葱汁，以保护心脏，这原是个民间偏方，克多博士在自己的诊所里对病人进行实验，证明洋葱确有提升好胆固醇的疗效，不过洋葱煮得越熟，越不具效果。
【洋葱可以分解脂肪】
克多博士让诊所里的心脏病人每天吃洋葱，结果发现洋葱里所含的化合物也能阻止血小板凝结，并加速血液凝块溶解。所以，当你享用高脂肪食物时，最好能搭配些许洋葱，将有助于抵销高脂肪食物引起的血液凝块；所以说牛排通常搭配洋葱一起吃，是很有道理。
【洋葱可以预防胃癌】
洋葱和大蒜、大葱、韭菜这些葱属蔬菜，因含有抗癌的化学物质，据研究人员在中国山东省一个胃癌罹患率很高的地方所做的调查发现，当洋葱吃得越多，得胃癌的机率就越低。
【洋葱可以对抗哮喘】
洋葱含有至少三种抗发炎的天然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由于洋葱可以抑制组织胺的动，而组织胺正是一种会引起哮喘过敏症状的化学物质；据德国的研究，洋葱可以使哮喘的发作机率降低一半左右。
【洋葱可以治疗糖尿病】
很久以前，洋葱就被用来治疗糖尿病，到F现代，医学也证明洋葱确实能够降血糖而且不论生食或熟食，都同样有效果。原来洋葱里有一种抗糖尿病的化合物，类似常用的口服降血糖剂甲磺丁胺，具有刺激胰岛素合成及释放的作用。
【洋葱还有其它多种疗效】
洋葱的妙用还不止上述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洋葱还可用来防治失眠：将切碎的洋葱放置于枕边，洋葱特有的刺激成分，会发挥镇静神经、诱人入眠的神奇功效。
感冒的时候，喝加了洋葱的热味噌汤，很快就可发汗退烧。如果鼻塞，以一小片洋葱抵住鼻孔，洋葱的刺激气味，会促使鼻子瞬间畅通起来。 如果咳嗽，以纱布包裹切碎的洋葱，覆盖于喉咙到胸口，也可以很快抑制咳嗽。
2008年3月28日星期五
专家惊人结论：网络游戏玩三年 孩子变弱智
帮青少年戒除网瘾第一人”陶宏开得出惊人结论“网游玩3年孩子变弱智”
“网游对于孩子的智力发育是极其不利的。沉迷于网游半年以上，智商会有明显的下降；若是沉迷网游3年，智商将下降10％，也就是说，智力90的正常孩子玩网游3年，就会变成弱智。”22日，《防治青少年网瘾促进身心健康》科普报告会在郑州科技馆举行，我国“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第一人”陶宏开教授的一席话，让大家十分意外。
据悉，目前国内有200多家戒网瘾机构，但其成效甚微。“他们用中医戒瘾、西医戒瘾，甚至还有暴力戒瘾的，”“但我对此都抱怀疑态度。中西医戒瘾只是治标不治本，有些所谓西医戒瘾，就是吃了就瞌睡的药，这不仅对戒瘾毫无帮助，反而弄坏了孩子的身体。”
如何让孩子戒除网瘾，回归到健康的生活中？陶宏开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让孩子戒网瘾的诀窍就是同孩子沟通。他说，帮助孩子戒除网瘾特别要讲究方式、方法。家长要尝试着做孩子的朋友，多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各方面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这样做，孩子戒除网瘾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
陶宏开特别提醒家长，对染上网瘾的孩子要保持理性的态度，慢慢与孩子沟通，切忌采用强硬粗暴的方式。
当被问及“戒掉网瘾的孩子是否会反复”时，陶宏开说，目前他帮过的孩子还没有出现过，倒是有的孩子戒掉了网瘾，又陷入了早恋等其他不良嗜好。他认为，戒除网瘾是社会问题，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心理学专家能解决。所以作为家长，应该学会怎么同孩子沟通。
陶宏开教授，一名从美国退休回国的美籍华裔老人，3年内3次全国行，走遍了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00多个城市，做了近千场报告，接触了70多个网瘾少年，对中美教育差异，以及中国孩子的网瘾成因和治疗，有着独到的观察和分析。
“网游对于孩子的智力发育是极其不利的。沉迷于网游半年以上，智商会有明显的下降；若是沉迷网游3年，智商将下降10％，也就是说，智力90的正常孩子玩网游3年，就会变成弱智。”22日，《防治青少年网瘾促进身心健康》科普报告会在郑州科技馆举行，我国“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第一人”陶宏开教授的一席话，让大家十分意外。
据悉，目前国内有200多家戒网瘾机构，但其成效甚微。“他们用中医戒瘾、西医戒瘾，甚至还有暴力戒瘾的，”“但我对此都抱怀疑态度。中西医戒瘾只是治标不治本，有些所谓西医戒瘾，就是吃了就瞌睡的药，这不仅对戒瘾毫无帮助，反而弄坏了孩子的身体。”
如何让孩子戒除网瘾，回归到健康的生活中？陶宏开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让孩子戒网瘾的诀窍就是同孩子沟通。他说，帮助孩子戒除网瘾特别要讲究方式、方法。家长要尝试着做孩子的朋友，多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各方面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这样做，孩子戒除网瘾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
陶宏开特别提醒家长，对染上网瘾的孩子要保持理性的态度，慢慢与孩子沟通，切忌采用强硬粗暴的方式。
当被问及“戒掉网瘾的孩子是否会反复”时，陶宏开说，目前他帮过的孩子还没有出现过，倒是有的孩子戒掉了网瘾，又陷入了早恋等其他不良嗜好。他认为，戒除网瘾是社会问题，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心理学专家能解决。所以作为家长，应该学会怎么同孩子沟通。
陶宏开教授，一名从美国退休回国的美籍华裔老人，3年内3次全国行，走遍了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00多个城市，做了近千场报告，接触了70多个网瘾少年，对中美教育差异，以及中国孩子的网瘾成因和治疗，有着独到的观察和分析。
抗衰老66种天然蔬果排行榜
医学研究证明，与机体老化相关的疾病及基因的突变，都与自由基的损伤有关。因此保持机体足够的抗氧化物质，及时清除自由基，是抗衰老的重要手段。拒绝衰老的两大要素就是蔬菜和水果。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女性心理压力过大，使得一些女性提早出现隐性更年期症状。医学专家提醒：都市女性应注意保护自已，防止提前衰老。
医学研究证明，与机体老化相关的疾病及基因的突变，都与自由基的损伤有关。因此保持机体足够的抗氧化物质，及时清除自由基，是抗衰老的重要手段。
拒绝衰老的两大要素就是蔬菜和水果
蔬菜、水果在防治人类一些与自由基损伤相关的疾病以及抗衰老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的膳食指南都把摄取蔬菜、水果列为重要内容。美国2000年修订最新版膳食指南时，将"选择富含谷物、蔬菜、水果的膳食"这一条改为"每日选择多种蔬菜与水果"。
大量科学测试证明，蔬菜、水果不仅提供人体所需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等，而且还含有许多植物抗氧化物质，如一些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包括类黄酮、花色素类等，有些物质的抗氧化作用甚至强于人所熟知的抗氧化剂维生素C、维生素E和胡萝卜素。
近日，天津环境医学研究所有关人员对国内常见的66种蔬菜、水果的抗氧化活性进行了测定比较，结果如下--
36种蔬菜抗衰老排行榜(从强到弱)
藕4.57、姜2.24、油菜1.55、豇豆1.43、芋头1.03、大蒜0.87、菠菜0.84、甜椒0.82、豆角0.75、西兰花 0.71、青毛豆0.71、大葱0.69、白萝卜0.60、香菜0.59、胡萝卜0.55、卷心菜0.49、土豆0.46、韭菜0.44、洋葱0.41、西红柿0.40、茄子0.39、黄瓜0.36、菜花0.31、大白菜0.30、豌豆0.30、蘑菇0.28、冬瓜0.27、丝瓜0.24、蒜薹0.20、莴苣0.19、绿豆芽0.14、韭黄0.12、南瓜0.12、芹菜0.12、山药0.08、生菜0.06
30种水果抗衰老排行榜(从强到弱)
山楂13.42、冬枣6.98、番石榴6.07、猕猴桃4.38、桑葚4.11、草莓3.29、玛瑙石榴3.10、芦柑2.29、无籽青皮橘子 2.19、橙子1.89、柠檬1.43、樱桃0.99、龙眼0.94、菠萝果0.87、红蕉苹果0.80、菠萝0.80、香蕉0.73、李子0.71、荔枝0.59、金橘0.50、玫瑰葡萄0.49、柚子0.39、芒果0.38、久保桃0.38、杏子0.34、哈密瓜0.24、水晶梨0.22、白兰瓜 0.19、西瓜0.16、柿子0.14。
苹果--健康最有利的水果
此外，在众多的水果和蔬菜中美国人排出了对健康最有利的水果。其中苹果排名第一，因为苹果富含纤维物质，可补充人体足够的纤维质，降低心脏病发病率，还可以减肥。许多美国人把苹果作为瘦身必备，每周节食一天，这一天只吃苹果，号称"苹果日"。
食疗佳品山楂
山楂，酸甘微温。中医认为，山楂具有健胃消食、降压降脂之功效，是保健食疗的佳品。
长期服用可防治以下疾病：
1.治消化不良：取山楂200克，加水煎煮取汁当茶饮，可防治因食肉过多引起的消化不良。
2.治冠心病：因山楂所含黄酮类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因此，冠心病患者(包括心绞痛者)，宜常饮山楂白糖水。
3.治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症、脂肪肝：这些患者每日食山楂5～10枚，坚持食用一段时间，有降压降脂、调脂之功效。
4.治便秘：取鲜山楂50克，核桃仁150克，白糖25克，加水稍煮，代茶频饮，吃山楂、核桃仁，有滋补、通便之功效，可用防治因津液亏损引起的口干燥渴及便秘。
5.治妇科病：取山楂30克，加糖适量，煎取汁服食，连服7日，可去瘀活血，用于防治妇女闭经、下腹坠胀。
值得提醒的是，山楂虽好，但孕妇及消化性溃疡患者不宜多食，一般空腹时也不宜多吃。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女性心理压力过大，使得一些女性提早出现隐性更年期症状。医学专家提醒：都市女性应注意保护自已，防止提前衰老。
医学研究证明，与机体老化相关的疾病及基因的突变，都与自由基的损伤有关。因此保持机体足够的抗氧化物质，及时清除自由基，是抗衰老的重要手段。
拒绝衰老的两大要素就是蔬菜和水果
蔬菜、水果在防治人类一些与自由基损伤相关的疾病以及抗衰老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的膳食指南都把摄取蔬菜、水果列为重要内容。美国2000年修订最新版膳食指南时，将"选择富含谷物、蔬菜、水果的膳食"这一条改为"每日选择多种蔬菜与水果"。
大量科学测试证明，蔬菜、水果不仅提供人体所需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等，而且还含有许多植物抗氧化物质，如一些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包括类黄酮、花色素类等，有些物质的抗氧化作用甚至强于人所熟知的抗氧化剂维生素C、维生素E和胡萝卜素。
近日，天津环境医学研究所有关人员对国内常见的66种蔬菜、水果的抗氧化活性进行了测定比较，结果如下--
36种蔬菜抗衰老排行榜(从强到弱)
藕4.57、姜2.24、油菜1.55、豇豆1.43、芋头1.03、大蒜0.87、菠菜0.84、甜椒0.82、豆角0.75、西兰花 0.71、青毛豆0.71、大葱0.69、白萝卜0.60、香菜0.59、胡萝卜0.55、卷心菜0.49、土豆0.46、韭菜0.44、洋葱0.41、西红柿0.40、茄子0.39、黄瓜0.36、菜花0.31、大白菜0.30、豌豆0.30、蘑菇0.28、冬瓜0.27、丝瓜0.24、蒜薹0.20、莴苣0.19、绿豆芽0.14、韭黄0.12、南瓜0.12、芹菜0.12、山药0.08、生菜0.06
30种水果抗衰老排行榜(从强到弱)
山楂13.42、冬枣6.98、番石榴6.07、猕猴桃4.38、桑葚4.11、草莓3.29、玛瑙石榴3.10、芦柑2.29、无籽青皮橘子 2.19、橙子1.89、柠檬1.43、樱桃0.99、龙眼0.94、菠萝果0.87、红蕉苹果0.80、菠萝0.80、香蕉0.73、李子0.71、荔枝0.59、金橘0.50、玫瑰葡萄0.49、柚子0.39、芒果0.38、久保桃0.38、杏子0.34、哈密瓜0.24、水晶梨0.22、白兰瓜 0.19、西瓜0.16、柿子0.14。
苹果--健康最有利的水果
此外，在众多的水果和蔬菜中美国人排出了对健康最有利的水果。其中苹果排名第一，因为苹果富含纤维物质，可补充人体足够的纤维质，降低心脏病发病率，还可以减肥。许多美国人把苹果作为瘦身必备，每周节食一天，这一天只吃苹果，号称"苹果日"。
食疗佳品山楂
山楂，酸甘微温。中医认为，山楂具有健胃消食、降压降脂之功效，是保健食疗的佳品。
长期服用可防治以下疾病：
1.治消化不良：取山楂200克，加水煎煮取汁当茶饮，可防治因食肉过多引起的消化不良。
2.治冠心病：因山楂所含黄酮类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因此，冠心病患者(包括心绞痛者)，宜常饮山楂白糖水。
3.治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症、脂肪肝：这些患者每日食山楂5～10枚，坚持食用一段时间，有降压降脂、调脂之功效。
4.治便秘：取鲜山楂50克，核桃仁150克，白糖25克，加水稍煮，代茶频饮，吃山楂、核桃仁，有滋补、通便之功效，可用防治因津液亏损引起的口干燥渴及便秘。
5.治妇科病：取山楂30克，加糖适量，煎取汁服食，连服7日，可去瘀活血，用于防治妇女闭经、下腹坠胀。
值得提醒的是，山楂虽好，但孕妇及消化性溃疡患者不宜多食，一般空腹时也不宜多吃。
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
中共元老在朱德批斗会上的发言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会议参加者:林彪，朱德，陈毅，乌兰夫，薄一波，周恩来等数位中共大佬们。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会议参加者:林彪，朱德，陈毅，乌兰夫，薄一波，周恩来等数位中共大佬们。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
坚持十种饮食习惯可延长寿命延缓衰老
1.每餐之前喝两杯水。
这样做就能保持身体一直处于“水当当”的状态，还能控制食量。荷兰一项研究显示，饭前喝两杯水能减少饥饿感和食物摄入量，从而起到减肥的作用。
2.复合维生素早饭后吃。
研究表明，补充适合自己的复合维生素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那么，为什么要在早饭后吃呢？一来它可以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让你有精力投入工作学习，二来不至于给肾脏造成过大负担。
4.吃完快餐喝一大杯水。
快餐里的热量和盐一般都严重超标，虽然我们拿吃进肚里的脂肪没办法，但一大杯水可以帮你稀释体内钠的浓度，让你离高血压远一点。
5.不放弃每一个吃洋葱的机会。
很多人吃菜时会小心翼翼地把洋葱挑出来，唯恐避之不及。这就大错特错了。洋葱含有大量保护心脏的类黄酮，因此，吃洋葱应该成为我们的责任。尤其在吃烤肉这样不怎么健康的食物时，里面的洋葱就是你的“救命草”。
6.有条件的话，用凉开水泡红茶。
最近美国农业部研究发现，与青菜或胡萝卜相比，一份红茶中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物质，它可以有效帮助你抵抗皱纹或癌症的侵扰。凉开水可使茶中的有益物质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慢慢溶出，你所要做的只是多等待一会儿。
7.下午三点，准时加餐。
也许赖床可以成为你不吃早餐的理由，但下午三点的加餐就不能用任何借口推托了。在午餐和晚餐之间补充营养，可以帮你度过一天中最疲劳的时期。酸奶、水果、饼干都是不错的选择。
8.每天订个喝水任务量。
忙碌的工作会让你在口干舌燥时，才想起一上午都没喝水。在办公桌上准备一个1.5升的大瓶子，把一天要喝的水倒在里面，给自己规定喝完才能下班。
9.多吃蘸菜。
不是只有烤肉热量高，酱汁一样会给原本健康的凉拌菜带来不少热量。所以，把调好的酱汁放在一个小碗里，用切好的菜蘸着吃，这样，你需要的酱汁只是原来的1/6。
10.有些“素”菜要“荤”着吃。
油吃多了不好，但一点不吃更不好。南瓜、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β—胡萝卜素，因此不能吃得太清淡，用油炒或凉拌都可以。如果南瓜用来煮粥，那么保证其他菜里有油，让它们到肠胃里会合。
这样做就能保持身体一直处于“水当当”的状态，还能控制食量。荷兰一项研究显示，饭前喝两杯水能减少饥饿感和食物摄入量，从而起到减肥的作用。
2.复合维生素早饭后吃。
研究表明，补充适合自己的复合维生素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那么，为什么要在早饭后吃呢？一来它可以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让你有精力投入工作学习，二来不至于给肾脏造成过大负担。
4.吃完快餐喝一大杯水。
快餐里的热量和盐一般都严重超标，虽然我们拿吃进肚里的脂肪没办法，但一大杯水可以帮你稀释体内钠的浓度，让你离高血压远一点。
5.不放弃每一个吃洋葱的机会。
很多人吃菜时会小心翼翼地把洋葱挑出来，唯恐避之不及。这就大错特错了。洋葱含有大量保护心脏的类黄酮，因此，吃洋葱应该成为我们的责任。尤其在吃烤肉这样不怎么健康的食物时，里面的洋葱就是你的“救命草”。
6.有条件的话，用凉开水泡红茶。
最近美国农业部研究发现，与青菜或胡萝卜相比，一份红茶中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物质，它可以有效帮助你抵抗皱纹或癌症的侵扰。凉开水可使茶中的有益物质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慢慢溶出，你所要做的只是多等待一会儿。
7.下午三点，准时加餐。
也许赖床可以成为你不吃早餐的理由，但下午三点的加餐就不能用任何借口推托了。在午餐和晚餐之间补充营养，可以帮你度过一天中最疲劳的时期。酸奶、水果、饼干都是不错的选择。
8.每天订个喝水任务量。
忙碌的工作会让你在口干舌燥时，才想起一上午都没喝水。在办公桌上准备一个1.5升的大瓶子，把一天要喝的水倒在里面，给自己规定喝完才能下班。
9.多吃蘸菜。
不是只有烤肉热量高，酱汁一样会给原本健康的凉拌菜带来不少热量。所以，把调好的酱汁放在一个小碗里，用切好的菜蘸着吃，这样，你需要的酱汁只是原来的1/6。
10.有些“素”菜要“荤”着吃。
油吃多了不好，但一点不吃更不好。南瓜、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β—胡萝卜素，因此不能吃得太清淡，用油炒或凉拌都可以。如果南瓜用来煮粥，那么保证其他菜里有油，让它们到肠胃里会合。
2008年1月15日星期二
股市人性论
股市如战场，尽管看不到阵阵硝烟，听不到嘶杀的号角，有时其惨烈的程度不亚于战
场！股市是人性较量的战场，不管你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所谓成熟的股市，还是在发展中国
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股价的起伏，渗透了无数参与者的梦想、欲望、阴谋、恐惧…，人性
的每一处细节，都可以在股市找到注解。要做股市赢家，就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股
市做全面的剖析，找到别人与自己的弱点，去战胜它，去把握它，之后，才可以在股市笑
傲江湖。
现今在股市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经典理论，如波浪理论、江恩理论、道氏理论、螺
旋理论等等，诸种理论或多或少可以帮助人们对股市进行分析与了解，但一旦成为一种高
普及率的理论，其理论的指导意义，可谓大打折扣。犹太人的生意经有种理论叫28理论，
即世界上的财富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股市也不例外，在股市随大流，
可以说是自取灭亡，所以千万不能迷信某些理论，及其所阐述的什么指标，如果深陷其中
，你就永远不能超越业余股民的水平。
有一个和尚炒股故事，有一个和尚想炒股。他不懂任何股市理论，也不知怎么去炒，
平时每天都是晨钟暮鼓，只懂吃斋念经。有一天他经过一家证券公司，看到证券公司门庭
冷落，许多股票都无人问津，甚至有些股民手中的股票想抛都抛不出去，出于善心，为解
他人之难，他就接了别人一些不想要的股票。一年后，他再次经过那家证券公司，看到的
是门庭若市，人气鼎沸，许多股票，股民想买都买不到，包括他之前买的那些股票，他出
于佛家之人的慈悲为怀，满足他人的心愿，于是，他就抛出了他手中的股票。没多久，股
市见顶，后面的故事，大家可以想到了…
故事虽然简单，揭示的其实是股市真理。这样的道理，许多人都懂，但要在行动中去
落实，相信许多人头脑中只有问号。这个和尚什么理论都不懂，他的股票市值却能升值。
所以，炒股的真理，也许不止一条，但最简单的有时是最有效。在股市，做到不贪是一种
境界。和尚炒股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做股市赢家，要站在大众人性的对立面。
怎么样去做呢？让我们从人们买卖股票的理由或动机出发来分析。为赚钱呗，有人说
，这谁不知道。是的，赚钱，这其实只是一种结果，炒股只是手段，许多人炒股其实只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如同农民播了种就希望有好收成一样，满足自己将来有收成的
欲望。这种欲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征服欲，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
每个人在不同的境地或不同的状态下有不同的强烈程度，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但如果
把整个股市的股民当作一个整体时，就往往能发现其共性。一只股票从冷清到热闹，其实
代表了无数人欲望的实现，自己或别人开始在这只股票上赚钱了，于是开始注意，动心，
然后投入，股票每日成交不断放大，市场上该注意的、该投入的接近尾声，也就是该买的
人都买了，或者说没人再买了，成交量不能再放大，许多人开始被股票所征服，自然，剩
下的就是有人要卖了，股价也就见顶了。也就是参与的人在该只股票上想实现欲望的程度
，一旦减少到一定程度，股票就见顶或阶段性见顶了。股票上涨，多有放量，但放量不见
得是好事。反之，一只股票，股价长期下调，成交日趋萎缩，想说明对其失望的人、想实
现自己意志的人越来越少，希望就越来越大了。成交量均量不能再缩小，就该注意该股票
了。
再从人的本能心理出发来谈谈。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人在你眼前突然用手挥动一
下，你会眨眼，这叫本能的反应。人本身有恐惧的心理，这是与身俱来的，是人的本能，
在股市上表现的就是怕亏。人属于群居动物，所以，在股市从众心理是一种大众心理，如
果别人也买了自己买的股票，就是亏了，也认为是暂时的，或心安理得。听听市场的声音
，散户没有发言权，从股市有历史以来，股评家却整是有一定市场，尽管股民对他们年年
骂、月月骂、天天骂。其实，许多股评家是无辜的，尽管不排除有黑心的“庄托”，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讲，只代表一个普通的股民。股评家的言论在市场上或多或少地会支配一部
分人，所以只能将起视为一群散户群落。28定理用在股评家身上也很贴切，即百分之八十
的股评家说对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二十。许多人相信股评，为什么老是亏钱的原因相信大家
都知道了。他们的言论与倾向，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大众心理，跟踪与附和股评家，其实是
人们的一种怕亏的表现而已。深层次上讲，是一个人面对未知世界不知所措的恐惧心理。
要战胜市场，首先要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必须要战胜恐惧。
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在500多年前写了一本《王者之道》，影响了世界500多年，改变
了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拿破仑与希特勒。他在书中有段话：“既要做狮子，又要做狐
狸…君主必须既是一只狐狸以便能认清陷阱，又必须是一只狮子以便敢同豺狼战斗，那些
只想成为一头狮子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的。”在如今股市，谁也不能否认遍布狐狸
与豺狼，股价的涨跌，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根本利益，股市实际上是角逐利益的场地，我
想在股市该有何种心理准备，大家心里都清楚。在股市要长久生存，必须有狐狸的狡猾与
狮子的勇气。许多很明白的陷阱，其实是很不错的机会，而许多明显的机会，无一例外是
害人的陷阱。有些时候，一些股票，坏消息漫天飞，每一条消息都似乎可以置该股票于万
劫不复，但过一段时间来看，该股票股价却翻番，许多曾经想参与却又放弃的人，后悔不
迭。真咬牙参与了，很可能又抄了个顶…这也许就是股市的辨证法，也是人生的辨证法。
所以，要做股市赢家，要永远站在大众人性的对立面。
场！股市是人性较量的战场，不管你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所谓成熟的股市，还是在发展中国
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股价的起伏，渗透了无数参与者的梦想、欲望、阴谋、恐惧…，人性
的每一处细节，都可以在股市找到注解。要做股市赢家，就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股
市做全面的剖析，找到别人与自己的弱点，去战胜它，去把握它，之后，才可以在股市笑
傲江湖。
现今在股市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经典理论，如波浪理论、江恩理论、道氏理论、螺
旋理论等等，诸种理论或多或少可以帮助人们对股市进行分析与了解，但一旦成为一种高
普及率的理论，其理论的指导意义，可谓大打折扣。犹太人的生意经有种理论叫28理论，
即世界上的财富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股市也不例外，在股市随大流，
可以说是自取灭亡，所以千万不能迷信某些理论，及其所阐述的什么指标，如果深陷其中
，你就永远不能超越业余股民的水平。
有一个和尚炒股故事，有一个和尚想炒股。他不懂任何股市理论，也不知怎么去炒，
平时每天都是晨钟暮鼓，只懂吃斋念经。有一天他经过一家证券公司，看到证券公司门庭
冷落，许多股票都无人问津，甚至有些股民手中的股票想抛都抛不出去，出于善心，为解
他人之难，他就接了别人一些不想要的股票。一年后，他再次经过那家证券公司，看到的
是门庭若市，人气鼎沸，许多股票，股民想买都买不到，包括他之前买的那些股票，他出
于佛家之人的慈悲为怀，满足他人的心愿，于是，他就抛出了他手中的股票。没多久，股
市见顶，后面的故事，大家可以想到了…
故事虽然简单，揭示的其实是股市真理。这样的道理，许多人都懂，但要在行动中去
落实，相信许多人头脑中只有问号。这个和尚什么理论都不懂，他的股票市值却能升值。
所以，炒股的真理，也许不止一条，但最简单的有时是最有效。在股市，做到不贪是一种
境界。和尚炒股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做股市赢家，要站在大众人性的对立面。
怎么样去做呢？让我们从人们买卖股票的理由或动机出发来分析。为赚钱呗，有人说
，这谁不知道。是的，赚钱，这其实只是一种结果，炒股只是手段，许多人炒股其实只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如同农民播了种就希望有好收成一样，满足自己将来有收成的
欲望。这种欲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征服欲，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
每个人在不同的境地或不同的状态下有不同的强烈程度，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但如果
把整个股市的股民当作一个整体时，就往往能发现其共性。一只股票从冷清到热闹，其实
代表了无数人欲望的实现，自己或别人开始在这只股票上赚钱了，于是开始注意，动心，
然后投入，股票每日成交不断放大，市场上该注意的、该投入的接近尾声，也就是该买的
人都买了，或者说没人再买了，成交量不能再放大，许多人开始被股票所征服，自然，剩
下的就是有人要卖了，股价也就见顶了。也就是参与的人在该只股票上想实现欲望的程度
，一旦减少到一定程度，股票就见顶或阶段性见顶了。股票上涨，多有放量，但放量不见
得是好事。反之，一只股票，股价长期下调，成交日趋萎缩，想说明对其失望的人、想实
现自己意志的人越来越少，希望就越来越大了。成交量均量不能再缩小，就该注意该股票
了。
再从人的本能心理出发来谈谈。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人在你眼前突然用手挥动一
下，你会眨眼，这叫本能的反应。人本身有恐惧的心理，这是与身俱来的，是人的本能，
在股市上表现的就是怕亏。人属于群居动物，所以，在股市从众心理是一种大众心理，如
果别人也买了自己买的股票，就是亏了，也认为是暂时的，或心安理得。听听市场的声音
，散户没有发言权，从股市有历史以来，股评家却整是有一定市场，尽管股民对他们年年
骂、月月骂、天天骂。其实，许多股评家是无辜的，尽管不排除有黑心的“庄托”，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讲，只代表一个普通的股民。股评家的言论在市场上或多或少地会支配一部
分人，所以只能将起视为一群散户群落。28定理用在股评家身上也很贴切，即百分之八十
的股评家说对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二十。许多人相信股评，为什么老是亏钱的原因相信大家
都知道了。他们的言论与倾向，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大众心理，跟踪与附和股评家，其实是
人们的一种怕亏的表现而已。深层次上讲，是一个人面对未知世界不知所措的恐惧心理。
要战胜市场，首先要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必须要战胜恐惧。
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在500多年前写了一本《王者之道》，影响了世界500多年，改变
了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拿破仑与希特勒。他在书中有段话：“既要做狮子，又要做狐
狸…君主必须既是一只狐狸以便能认清陷阱，又必须是一只狮子以便敢同豺狼战斗，那些
只想成为一头狮子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的。”在如今股市，谁也不能否认遍布狐狸
与豺狼，股价的涨跌，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根本利益，股市实际上是角逐利益的场地，我
想在股市该有何种心理准备，大家心里都清楚。在股市要长久生存，必须有狐狸的狡猾与
狮子的勇气。许多很明白的陷阱，其实是很不错的机会，而许多明显的机会，无一例外是
害人的陷阱。有些时候，一些股票，坏消息漫天飞，每一条消息都似乎可以置该股票于万
劫不复，但过一段时间来看，该股票股价却翻番，许多曾经想参与却又放弃的人，后悔不
迭。真咬牙参与了，很可能又抄了个顶…这也许就是股市的辨证法，也是人生的辨证法。
所以，要做股市赢家，要永远站在大众人性的对立面。
2008年1月14日星期一
机械化的交易系统 —— 再谈纪律的重要性
俗话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每项投资决定，我们都能找出一堆理由来支持它，也可以找出一堆理由来反对它。但问题是，你的这些“理由”是否每次都在变换？例如，今天是分析机构的股票评级让你决定买，明天是技术图形的阻力突破让你决定买，后天是某某论坛的某某高手让你决定买…… 你是否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参考指标来指导每一次的投资决定？
人类是非常情绪化的动物，我们很容易受到干扰，禁不住诱惑，导致冲动进场、冲动交易。为了避免这些，我们需要总结一套信得过的交易系统，用历史数据反复验证，用Pager Trading反复磨练。这套系统可能很简单，无需复杂的概念，但关键是要持之以恒，机械化地执行每一个信号。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或者媒体说什么而改变你的“理由”，也不能因为一两次的信号失误而彻底放弃已经验证过的交易系统。要想在股市中获利，耐心和纪律是最最重要的。成功的方法有很多种，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守纪律。
The Virtues of Discipline
By Mark Hulbert, MarketWatch.com, June 10, 2003
At my first speaking engagement at an investment seminar in 1981, I was scheduled to give a workshop at the same time as Richard Fabian, founder of the Telephone Switch Newsletter.
Only four investors showed up for my workshop. Fabian drew more than 1,000. Attendees were pushing and shoving to hear what Fabian had to say.
I was deeply impressed. If I recall correctly, I ended my workshop early so that the five of us could go hear Fabian.
I was amazed. Fabian was telling investors that they could duplicate his entire market timing system -- based on whether the market was above or below its 39-week moving average -- in less than a minute per week, yet his money-management fee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industry average. In effect, Fabian was selling his discipline in actually adhering to the dictates of his system.
The line of people wanting to sign up went out the door.
I have thought a lot about Dick Fabian in recent weeks as I monitored the performance of his newsletter, now called Successful Investing and edited by his son, Douglas.
If the younger Fabian had followed the 39-week moving average with the discipline his father was extolling in 1981, the newsletter would have issued a buy signal on March 21. Fabian the son chose to ignore that signal, however, and ended up not buying into the stock market until May 30, some two and one-half months later -- when the average stock, as measured by the Wilshire 5000 index (97199001: news, chart, profile), was nearly 13 percent higher.
Why did Douglas Fabian ignore the dictates of the 39-week moving average? On his March 21 hotline, Fabian gave eight reasons:
1. The 39-week moving-average buy signal was generated on a triple witching day, and such days typically experience heightened volatility. Market strength on such days "may not reflect the underlying trend."
2. The economy is weak.
3. P/E ratios are high.
4. Key market averages are below their 52-week moving averages.
5. Investor sentiment is bullish.
6. This isn't 1991. "Investors over the past week have been covering short positions in the hopes that we'll have a repeat of 1991's wartime rally. That would be nice, but betting the farm on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means significant downside if history fails to repeat itself."
7. "We're closing in on the top of the market's recent trading range."
8. "We're just a headline away from more declines."
These were perfectly decent reasons, of course. But by questioning his mechanical timing system, Fabian in effect started down a slippery slope, at the bottom of which is the absence of any investment discipline.
This slope is so slippery because there always are good reasons on both sides of every investment question. Regardless of where investment advisers come down on any question, they will have no difficulty finding a whole host of good arguments to justify their positions.
In fact, this ability to rationalize virtually any position is evident in the eight reasons Fabian gave in March. Note that at least five of those eight reasons remained just as valid when he issued a buy signal at the end of May as when he used them to justify ignoring his buy signal in March.
Disciplined adherence to a mechanical strategy is what keeps us from slipping down this slope. Only in that way, the elder Fabian so vehemently argued nearly 25 years ago, can we confidently say that our emotions are not running the show.
He was right.
人类是非常情绪化的动物，我们很容易受到干扰，禁不住诱惑，导致冲动进场、冲动交易。为了避免这些，我们需要总结一套信得过的交易系统，用历史数据反复验证，用Pager Trading反复磨练。这套系统可能很简单，无需复杂的概念，但关键是要持之以恒，机械化地执行每一个信号。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或者媒体说什么而改变你的“理由”，也不能因为一两次的信号失误而彻底放弃已经验证过的交易系统。要想在股市中获利，耐心和纪律是最最重要的。成功的方法有很多种，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守纪律。
The Virtues of Discipline
By Mark Hulbert, MarketWatch.com, June 10, 2003
At my first speaking engagement at an investment seminar in 1981, I was scheduled to give a workshop at the same time as Richard Fabian, founder of the Telephone Switch Newsletter.
Only four investors showed up for my workshop. Fabian drew more than 1,000. Attendees were pushing and shoving to hear what Fabian had to say.
I was deeply impressed. If I recall correctly, I ended my workshop early so that the five of us could go hear Fabian.
I was amazed. Fabian was telling investors that they could duplicate his entire market timing system -- based on whether the market was above or below its 39-week moving average -- in less than a minute per week, yet his money-management fee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industry average. In effect, Fabian was selling his discipline in actually adhering to the dictates of his system.
The line of people wanting to sign up went out the door.
I have thought a lot about Dick Fabian in recent weeks as I monitored the performance of his newsletter, now called Successful Investing and edited by his son, Douglas.
If the younger Fabian had followed the 39-week moving average with the discipline his father was extolling in 1981, the newsletter would have issued a buy signal on March 21. Fabian the son chose to ignore that signal, however, and ended up not buying into the stock market until May 30, some two and one-half months later -- when the average stock, as measured by the Wilshire 5000 index (97199001: news, chart, profile), was nearly 13 percent higher.
Why did Douglas Fabian ignore the dictates of the 39-week moving average? On his March 21 hotline, Fabian gave eight reasons:
1. The 39-week moving-average buy signal was generated on a triple witching day, and such days typically experience heightened volatility. Market strength on such days "may not reflect the underlying trend."
2. The economy is weak.
3. P/E ratios are high.
4. Key market averages are below their 52-week moving averages.
5. Investor sentiment is bullish.
6. This isn't 1991. "Investors over the past week have been covering short positions in the hopes that we'll have a repeat of 1991's wartime rally. That would be nice, but betting the farm on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means significant downside if history fails to repeat itself."
7. "We're closing in on the top of the market's recent trading range."
8. "We're just a headline away from more declines."
These were perfectly decent reasons, of course. But by questioning his mechanical timing system, Fabian in effect started down a slippery slope, at the bottom of which is the absence of any investment discipline.
This slope is so slippery because there always are good reasons on both sides of every investment question. Regardless of where investment advisers come down on any question, they will have no difficulty finding a whole host of good arguments to justify their positions.
In fact, this ability to rationalize virtually any position is evident in the eight reasons Fabian gave in March. Note that at least five of those eight reasons remained just as valid when he issued a buy signal at the end of May as when he used them to justify ignoring his buy signal in March.
Disciplined adherence to a mechanical strategy is what keeps us from slipping down this slope. Only in that way, the elder Fabian so vehemently argued nearly 25 years ago, can we confidently say that our emotions are not running the show.
He was right.
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5种食物让你百毒不侵(图)
身处现代的你，会不会觉得还是古代比较好？那时候不仅不会有噪音，也没有空气及水的污染，大家可以悠闲地过日子，只要把肚子填饱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仅无法解决这些外在因素，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会时常出问题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人的体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污染，常会导致身体抗过敏性的机能减退，以及癌症等现代病的出现。现在要告诉你一项重要的保健讯息，就是利用"超级解毒丸"，让你的身体成为百毒不侵的铁金刚。
何谓"超级解毒丸"？说穿了，就是使用天然食物来进行排毒。可别小看身边随手可得的天然食物，它可是会立大功的！
猪 血
猪血中含有丰富的血浆蛋白，在人体经胃酸和消化系统分解后，可以产生解毒和润肠的功能。它会让不利于身体的有害物质通通消失。
食用菌类
黑木耳（食用菌）常食用可以清除血液和体内的有毒物质和毒素。
新鲜果汁
食用足量的新鲜果汁后，可以使血液呈碱性，也有让血液细胞毒素溶解的功效。
豆 类
绿豆能排泄体内毒素，增加新陈代谢，还可以保护肝脏、清肝降火。
海 藻
海藻类食物多呈碱性，所以和鲜果汁有同样作用，而且它的胶原质，也可使堆积在人体内的放射性物质随排泄物一同出来，可有效地防治高血压和心脏病等放射性疾病。所以经常摄食这些食物，不但可清除体内所受的污染，更可以预防及减少疾病的发生。这么好又随手可得的食物，你能不经常食用吗？
2007年12月30日星期日
1949之后：高岗遗孀喊冤
高岗自杀已经五十多年。"高饶事件"是中共党内斗争中屈指可数的尚未翻案的事件之一。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至今仍然在为高岗鸣冤叫屈。
李力群今年87岁。她1937年10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938年加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秘书处工作。当时高岗是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他显然看中了李力群。
李力群说："高岗要带我去上杨家岭去看毛主席，我就跟他去了。毛主席请我吃饭，问我谁介绍来延安的，是哪里的人，多大岁数了。我都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说，高岗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和刘志丹创造(建)了陕甘宁边区，使我们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你和他好好相处，跟他一块生活，是很幸福的，向他学习。
"我当时也莫名其妙。怎么我和他能相处？和他干什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柯庆施，习仲勋也在。(19)40年跟高岗结婚。我那时才18、9岁。"
*高岗林彪之谊*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高岗被毛泽东派往东北。
李力群说："毛主席又说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就派他到东北去，要把东北建设成背面靠着苏联、蒙古和朝鲜(的根据地)。有了东北根据地，我们就全国胜利。"
在东北，高岗和当时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林彪配合默契。
李力群说："过去林彪也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我没有高岗的配合，没有高岗和我一块补充部队，部队到了100多万，我打不了胜仗。我能说高岗坏吗？我不能。我林彪还是有良心的。
"林彪从杭州回来当副主席。他找我，要叶群去接我到他家里，问我几个孩子的情况。他说高岗是冤枉的。他说陈云去叫他揭发高岗，他当时就说，我不能昧着良心说高岗不好。在东北对刘少奇有意见，你陈云也有一份，我林彪也有一份。对刘少奇有意见是毛主席。反刘少奇不是他一个人，就是他出头说了就是了。"
*毛想让高当总理？*
李力群说，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当总理(部长会议主席)。
李力群说："是毛主席跟高岗谈话。主席说，高岗，你来做总理好吗？高岗说，我不行，还是林彪行。是毛主席跟高岗说，林彪在经济上不行。他会打仗。过去，蒋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对他很欣赏。"
*高岗彭德怀之谊*
高岗在东北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也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赶出原来的住处。
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了。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的......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跟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被陈云"出卖"*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
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嘛。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
"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彭真逼问高岗和彭林陈的关系*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曾经与彭真共事，但是显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高岗死后，李力群曾经先后几次被关押审查。
李力群说："59年发生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嘛。这时候公安部就派了人到我家，把我关着，不准我出去，软禁。后来，彭真、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我夜里带到彭真家里审问我。关了我4个月，问我究竟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怎么阴谋反党活动。
"我说，人家是抗美援朝，当时高岗和彭德怀，还有金日成在那里谈抗美援朝，门外站两道岗，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能搞什么阴谋？他们就是抗美援朝商量嘛，哪里是搞什么阴谋啊？
"彭真又问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东北局的委员，你们都住在一条街，陈云和你和高岗住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和林彪就是，高岗在补充部队，搞土改，打土匪，和东北局的一些工作，他要和林彪汇报，和林彪商量嘛。叫我回去按照提纲写，我说我写不出来。
*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受追查*
"结果后来习仲勋因为李建彤‘反党小说'的问题(挨整)，又把我关起来了，问我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说，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嘛。陕北人，一块受过‘肃反'嘛。这个谁都知道嘛。习仲勋是高岗的部下嘛，后来做过地委书记嘛。
"说习仲勋写刘志丹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刘志丹》反党小说。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关了我以后放出来，就不准我再回劳动部工作了，叫我还是回教育部。这个曲折，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把我......我要不是为我几个孩子，我早都不想活了。"
*高岗否认反周*
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
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
"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时候，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
"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
"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独立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
"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管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他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毛泽东有悔 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奉毛之命 查刘少奇*
记者："您认为高岗自杀，毛泽东有没有责任？"
李力群说："我觉得毛主席有责任。很多事情高岗干的，反对刘少奇，查刘少奇1929年的敌伪档案，叛变自首，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许多事情。他们刘邓对他不满意，没有的事情也说。你比如说财经会议高岗的发言是毛主席修改的。高岗开始没有在财经会议上发言(的计划)。"
李力群谈到当年具体负责查刘少奇被捕情况的前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李力群说："罗瑞卿在东北怎么整他，说他‘你恶毒地去查敌伪档案'。张秀山说，是毛主席让我查的。我查了敌伪档案，刘少奇叛变自首，我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好同志，你为了党的纯洁性。我们共产党不是‘混合团'。"
张秀山后来被确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被中共整治了二十四年。
*先秉承毛意 后被毛抛弃*
李力群说："东北高岗案抓了‘五虎上将'，根本没有事实。人家‘五虎上将'说，我们不是为高某人工作，我们是为党工作的。所以过去郭峰(注：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跟我说，高岗和张秀山是傻，到底是陕北土包子出来的，傻。人家叫你去查敌伪档案，你就去查。
"所以我给中央写信也是说，毛主席有责任。高岗那些东西，对刘少奇的意见，一方面是工作的事，另外嘛，也是毛主席跟他讲的。你比如说，毛主席跟高岗讲，说刘少奇‘七大'当了二把手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了等等。另外，说六十一个(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叛变自首出来。以后就讲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多少老婆，找了资本家的女儿了，在天津讲话了，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了，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大家都觉得刘少奇......
"我的信上，我说，高岗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当毛泽东的助手，那也有好多人同意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讲。就是因为毛泽东对高岗信任，什么话都跟他说。
"但是后来毛主席却离开那里，而且就听邓小平、刘少奇的汇报，结果就追问，你这些反刘少奇的言论是哪儿来的？毛主席跟你说了什么？高岗死也不说，他要去见毛主席，结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不准他见，不准他去杭州，他当然心里就不满意，他说，高岗就跟我说，他说，我上当了，他妈这些人都准备好了，一致对我的，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我死，我生命可以不要，我要保住毛的威信。"
*毛拒见高岗 落井下石*
李力群和高岗显然都不知道，不让高岗去杭州见毛泽东的并不是刘邓周，而是毛泽东本人。高岗在1954年1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杭州去见毛。刘邓随即将信转交给毛。毛泽东在1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说："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在2001年9月发表的《杨尚昆日记》记录了1954年1月28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处理高岗问题的方法。从杨尚昆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要"极力避免"、"力求避免"自己从杭州返回北京参加会议。毛泽东当时是想避免和高岗见面，避免给高岗直接对质的机会。
另外，毛泽东对高岗还不乏落井下石的举动。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有一段话说："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这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高岗：都是莫须有的事*
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
"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共产党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胡耀邦有意平反 邓小平力阻翻案*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
"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
*李力群批邓：六四对吗？*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小平极为反感。
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
李力群说："邓小平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邓小平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邓小平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这个暴君！你比毛泽东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邓小平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紫阳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六四'。你‘六四'对吗？你派了军队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六四'是对的。所以现在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复查结论*
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中共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
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但是我也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它再把我整死。"
还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
李力群说："胡锦涛上任以后对高岗的问题很重视。赵洪祝2004年6月来跟我谈话，说中央领导同志胡锦涛、尉建行、曾庆红叫组织人力，经过三年的调查，看了500份档案，对于高岗同志在西北、东北创建根据地和抗美援朝对国家、对党做了许多的贡献。但是，1955年党代会通过的决议现在还不宜纠正。假使是现在，就不会那样处理他了。"
*志在平反 上书不已*
面对中共中央不为高岗案平反的复查结论，李力群不服。她最近又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平反高岗案。
李力群说："我现在又写了信，我就问，究竟为什么那个文化大革命大小错案都能平反，叛徒集团也能平反，甚至54年胡风反党集团都能平反，就是54年的高岗不能，这究竟是为什么？
"高岗不是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嘛。就是这些意见，可以经过党中央查的，没有什么错误啊。我现在87岁了，我也经过延安的整风，我也在东北经过了高岗的艰辛，也经过胜利的心情。但是高岗这个问题53年了，你们不能平反，我不理解。"
李力群说："我多活几年，我要把高岗的问题弄清楚，我非得要把它弄清楚。"
李力群今年87岁。她1937年10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938年加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秘书处工作。当时高岗是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他显然看中了李力群。
李力群说："高岗要带我去上杨家岭去看毛主席，我就跟他去了。毛主席请我吃饭，问我谁介绍来延安的，是哪里的人，多大岁数了。我都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说，高岗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和刘志丹创造(建)了陕甘宁边区，使我们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你和他好好相处，跟他一块生活，是很幸福的，向他学习。
"我当时也莫名其妙。怎么我和他能相处？和他干什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柯庆施，习仲勋也在。(19)40年跟高岗结婚。我那时才18、9岁。"
*高岗林彪之谊*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高岗被毛泽东派往东北。
李力群说："毛主席又说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就派他到东北去，要把东北建设成背面靠着苏联、蒙古和朝鲜(的根据地)。有了东北根据地，我们就全国胜利。"
在东北，高岗和当时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林彪配合默契。
李力群说："过去林彪也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我没有高岗的配合，没有高岗和我一块补充部队，部队到了100多万，我打不了胜仗。我能说高岗坏吗？我不能。我林彪还是有良心的。
"林彪从杭州回来当副主席。他找我，要叶群去接我到他家里，问我几个孩子的情况。他说高岗是冤枉的。他说陈云去叫他揭发高岗，他当时就说，我不能昧着良心说高岗不好。在东北对刘少奇有意见，你陈云也有一份，我林彪也有一份。对刘少奇有意见是毛主席。反刘少奇不是他一个人，就是他出头说了就是了。"
*毛想让高当总理？*
李力群说，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当总理(部长会议主席)。
李力群说："是毛主席跟高岗谈话。主席说，高岗，你来做总理好吗？高岗说，我不行，还是林彪行。是毛主席跟高岗说，林彪在经济上不行。他会打仗。过去，蒋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对他很欣赏。"
*高岗彭德怀之谊*
高岗在东北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也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赶出原来的住处。
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了。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的......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跟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被陈云"出卖"*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
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嘛。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
"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彭真逼问高岗和彭林陈的关系*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曾经与彭真共事，但是显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高岗死后，李力群曾经先后几次被关押审查。
李力群说："59年发生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嘛。这时候公安部就派了人到我家，把我关着，不准我出去，软禁。后来，彭真、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我夜里带到彭真家里审问我。关了我4个月，问我究竟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怎么阴谋反党活动。
"我说，人家是抗美援朝，当时高岗和彭德怀，还有金日成在那里谈抗美援朝，门外站两道岗，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能搞什么阴谋？他们就是抗美援朝商量嘛，哪里是搞什么阴谋啊？
"彭真又问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东北局的委员，你们都住在一条街，陈云和你和高岗住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和林彪就是，高岗在补充部队，搞土改，打土匪，和东北局的一些工作，他要和林彪汇报，和林彪商量嘛。叫我回去按照提纲写，我说我写不出来。
*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受追查*
"结果后来习仲勋因为李建彤‘反党小说'的问题(挨整)，又把我关起来了，问我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说，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嘛。陕北人，一块受过‘肃反'嘛。这个谁都知道嘛。习仲勋是高岗的部下嘛，后来做过地委书记嘛。
"说习仲勋写刘志丹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刘志丹》反党小说。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关了我以后放出来，就不准我再回劳动部工作了，叫我还是回教育部。这个曲折，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把我......我要不是为我几个孩子，我早都不想活了。"
*高岗否认反周*
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
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
"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时候，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
"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
"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独立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
"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管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他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毛泽东有悔 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奉毛之命 查刘少奇*
记者："您认为高岗自杀，毛泽东有没有责任？"
李力群说："我觉得毛主席有责任。很多事情高岗干的，反对刘少奇，查刘少奇1929年的敌伪档案，叛变自首，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许多事情。他们刘邓对他不满意，没有的事情也说。你比如说财经会议高岗的发言是毛主席修改的。高岗开始没有在财经会议上发言(的计划)。"
李力群谈到当年具体负责查刘少奇被捕情况的前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李力群说："罗瑞卿在东北怎么整他，说他‘你恶毒地去查敌伪档案'。张秀山说，是毛主席让我查的。我查了敌伪档案，刘少奇叛变自首，我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好同志，你为了党的纯洁性。我们共产党不是‘混合团'。"
张秀山后来被确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被中共整治了二十四年。
*先秉承毛意 后被毛抛弃*
李力群说："东北高岗案抓了‘五虎上将'，根本没有事实。人家‘五虎上将'说，我们不是为高某人工作，我们是为党工作的。所以过去郭峰(注：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跟我说，高岗和张秀山是傻，到底是陕北土包子出来的，傻。人家叫你去查敌伪档案，你就去查。
"所以我给中央写信也是说，毛主席有责任。高岗那些东西，对刘少奇的意见，一方面是工作的事，另外嘛，也是毛主席跟他讲的。你比如说，毛主席跟高岗讲，说刘少奇‘七大'当了二把手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了等等。另外，说六十一个(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叛变自首出来。以后就讲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多少老婆，找了资本家的女儿了，在天津讲话了，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了，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大家都觉得刘少奇......
"我的信上，我说，高岗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当毛泽东的助手，那也有好多人同意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讲。就是因为毛泽东对高岗信任，什么话都跟他说。
"但是后来毛主席却离开那里，而且就听邓小平、刘少奇的汇报，结果就追问，你这些反刘少奇的言论是哪儿来的？毛主席跟你说了什么？高岗死也不说，他要去见毛主席，结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不准他见，不准他去杭州，他当然心里就不满意，他说，高岗就跟我说，他说，我上当了，他妈这些人都准备好了，一致对我的，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我死，我生命可以不要，我要保住毛的威信。"
*毛拒见高岗 落井下石*
李力群和高岗显然都不知道，不让高岗去杭州见毛泽东的并不是刘邓周，而是毛泽东本人。高岗在1954年1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杭州去见毛。刘邓随即将信转交给毛。毛泽东在1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说："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在2001年9月发表的《杨尚昆日记》记录了1954年1月28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处理高岗问题的方法。从杨尚昆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要"极力避免"、"力求避免"自己从杭州返回北京参加会议。毛泽东当时是想避免和高岗见面，避免给高岗直接对质的机会。
另外，毛泽东对高岗还不乏落井下石的举动。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有一段话说："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这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高岗：都是莫须有的事*
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
"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共产党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胡耀邦有意平反 邓小平力阻翻案*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
"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
*李力群批邓：六四对吗？*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小平极为反感。
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
李力群说："邓小平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邓小平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邓小平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这个暴君！你比毛泽东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邓小平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紫阳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六四'。你‘六四'对吗？你派了军队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六四'是对的。所以现在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复查结论*
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中共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
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但是我也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它再把我整死。"
还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
李力群说："胡锦涛上任以后对高岗的问题很重视。赵洪祝2004年6月来跟我谈话，说中央领导同志胡锦涛、尉建行、曾庆红叫组织人力，经过三年的调查，看了500份档案，对于高岗同志在西北、东北创建根据地和抗美援朝对国家、对党做了许多的贡献。但是，1955年党代会通过的决议现在还不宜纠正。假使是现在，就不会那样处理他了。"
*志在平反 上书不已*
面对中共中央不为高岗案平反的复查结论，李力群不服。她最近又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平反高岗案。
李力群说："我现在又写了信，我就问，究竟为什么那个文化大革命大小错案都能平反，叛徒集团也能平反，甚至54年胡风反党集团都能平反，就是54年的高岗不能，这究竟是为什么？
"高岗不是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嘛。就是这些意见，可以经过党中央查的，没有什么错误啊。我现在87岁了，我也经过延安的整风，我也在东北经过了高岗的艰辛，也经过胜利的心情。但是高岗这个问题53年了，你们不能平反，我不理解。"
李力群说："我多活几年，我要把高岗的问题弄清楚，我非得要把它弄清楚。"
南霸天’陶铸的升沉 （图）
圖：1966年12月右起陶铸、周恩來、陈毅、贺龙在批斗大会上
‘广西剿匪四十五万，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广西应该杀。'
这是1951年初陶铸与毛的来往电报。见于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天地图椋?000年，122 页）。陶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奉毛之命主持广西剿匪。此后不久，擢升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称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 '的典型，其官位背后，至少有一万三千多冤魂在游荡。
当年11月，陶被毛调至广州，‘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位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之下。其后陶重用赵紫阳，结合镇反`肃反，在土改中大开杀戒，并整肃本地干部，受到毛的肯定与支持。未几，叶剑英被调离广东，陶铸正式登上南天王宝座。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陶作为毛宠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5月15日，省委制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此前的14日和隔天的16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党内指示，表明就要进行反右的意图。陶决定亲自出马，于5月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师生意见，‘引蛇出洞'。
当天上午的教师座谈会上，‘中文系教授董每戡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
政治经济学教授林楚君说，党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过去对敌斗争的方式，党员强调组织性，什么事先在党内决定通过后，非党人士的校长，系主任的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这种有职无权不就造成宗派主义吗？
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说，过去党偏听积极分子的话，就更脱离群众，因为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不一定了解每个老教师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况的。肃反中间学校产生的一些错误，也不单是某个人的问题，党委会应该进行检查。'
陶铸一直不动声息地耐心听着，甚至插上一两句话以示鼓励。会议结束前，他特地添上几句说：‘学校党委可以再组织教师们继续提意见，让教师们七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直到整好党的作风，意见提完了为止。'他还说：‘现在有些同志思想有顾虑，怕报复，但从一个党组织来看，他是不会报复谁的。'‘造成党群关系隔膜的现象，首先是由党员负责，墙本身就是由党员筑起来的，整风就是要拆墙。'
然而，不久之后，当日发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引文及资料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6年，204-205页）
与全国一样，民主党派被列为反右重点。‘到运动结束时，全省的民主党派中共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当时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8076人的百分之二十。据统计，全省共错划了36610名的右派分子。'（《古大存沉冤录》，149-150页）
如果说，上述成绩未必足以使陶铸成为无人能及的反右干将，那么，他所策划的反地方主义，便绝对是举国只此一家的独创另类反右。‘为了对提意见者`对‘地方主义'言行进行反击，广东省委在反右派过程中，交叉地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一次"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
实质上是在划右派之后，又划了一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地方主义分子。如，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长征老红军卢伟良被划为极右，检察长`久经考验的长征老红军干部云广英，仅仅因为对省委某些领导干部有意见，就被作为‘地方主义'撤了职。'（《古大存沉冤录》，150页）
地方主义和右派有无不同呢？陶铸讲，毛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两者均属敌我矛盾。（同上书，156页）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的，大多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仅在海南行政区即达154人，占该区286名县处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见打击面之宽。而古大存`冯白驹两位中共老干部，则成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受到严厉处分，直到1983年2月9日才获中共中央彻底平反。
应该说，陶与古`冯等人的矛盾，实质是中共党内不同派别的矛盾。而陶本人，最终也在这种派别斗争中落得十分悲惨的下场。
1966年8月文革刚兴起，陶铸红到极点，毛亲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仅次于毛`林`周。不料才过了5个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被打倒对象了。据其妻曾志自述，事缘陶拒绝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刘邓的会上发头炮，再就是当面痛斥江‘干涉得太多了'，引致江大哭大闹，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1999年，461页）总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于被关押近3年后死于合肥。之前七个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据曾志写的病情纪录：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陈直刚 黄从兴《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9页）
亮亮即其女陶斯亮，是个医生。1978年12月陶获平反后，她写了一篇悼念亡父的文章，长达一万多字，题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新华社与各报分别予以播发，颇为轰动。看来，她继承了乃父的若干文学细胞。
陶铸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略有文才，曾出过两本书：《松树的风格》和《理想 情操精神生活》，分别以其两篇散文作书名。前一散文收入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他也会写旧体诗，69年10月遣送安徽，与其妻生离死别之际，留下一首《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此前，67年8月写过一首《满江红》词赠给他女儿，颇见父女情深。
纵观其一生，无疑属于毛的忠实信徒与走卒，毛昵称他为‘我们党的一头牛'。因他的牛劲--蛮横固执，且不说前述剿匪`土改`镇反滥杀无辜，之后历次运动中亦害人无数。而其遭毛抛弃则引人深思。
伴君如伴虎，皇权专制下此类事例层出不穷。故陶诗自称‘心底无私天地宽'，实质并不确切。中共标榜‘立党为公'，纯属欺人之谈。说到底，无非维护一小撮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已。工人农民不依然受苦受难？何来‘无私'？
末了还要提一下陶妻曾志。此人一表人才，知名女诗人柯岩1965年在广州慕名求见，还有竞艳之感。她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上过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优异成绩毕业。
同年加入中共，时年15岁。初上井冈山时她‘经常和贺子珍睡一个铺合盖一条被'（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96页）当时毛贺尚未结合，但两人常闹着玩。一次曾见到他俩正逗乐，毛竟招她过去，‘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她气得转身就走。因为她当时的丈夫蔡协民是毛的学生，正在袁文才部队任党代表。她觉得毛‘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同上书，97页）
后来贺怀孕，毛要上前线，特地托她照顾贺。由于这个渊源，延安时期毛对曾志很客气。1964年底毛生日家宴摆了三桌，她和陶铸夫妇俩应邀出席。69年陶死后，毛对曾仍网开一面，特准她回京享受离休待遇。
她结婚三次，首任丈夫夏明震，是中共著名烈士夏明翰的胞弟，1928年遇难。第二任丈夫蔡协民，1932年被中共中央认定为‘社会民主党'而‘甩了'， 34年调回厦门后被捕遇害。但曾本人倒得享天年，1998年6月逝世，终年87岁。上帝慈悲，不因其为陶铸之妻而使受株连。在这点上，毛说过的一句话并不错：‘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大意）'。（同上书，506页）可惜，毛时代株连成风，许多受害者无曾志之幸运也。
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后（七）
十
谁都知道，共产党口口声声为农民谋利益，但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农民的生活一直是最苦的，农民的命也一直是最不值钱的。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共产党打江山的时代，它同样也没把千百万农民的生命当回事。
中共军队的兵源在农村，构成战士主体的是成千上万年轻的农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中共就不可能如愿地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江山。
自古以来，打仗都是要死人的，牺牲在战场上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中共真如其所说是广大农民的代表，是真心为农民兄弟谋利益的话，理当十分珍惜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年轻战士的生命，尽量避免和减少他们的牺牲，但事实恰恰相反。
正如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那样，相比之下，在对待牺牲的态度上，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国军不敢牺牲，共军则敢于牺牲，不是战士们敢于牺牲，而是战役指挥官敢于牺牲战士，大规模的、成建制的牺牲战士的生命，这就是中共军事胜利的秘密。
抗战结束后至1949年期间，国共决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是救来救去，共军是围点打援，这就有个心态在里头。国军是国民政府之军，蒋介石不能够随意牺牲，它一旦被围，就必须去救。而中共则不同，牺牲就牺牲了，为了所谓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当时重庆谈判的时候，刘少奇催促山东部队进东北时，讲即便丢掉了华东，只要有东北，也可以最终获胜。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说就是全牺牲了，别的地区解放军也可以解放全中国。刘、邓一气冲杀，死伤大半，没有任何兄弟部队进行救援策应。
在孟良崮战役中，中共俘获一万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体在一条山沟里被俘，是整建制，队伍很整齐，军械完整，就是没有子弹了，他们静静地投降了。这个事实很重要，张灵甫在没有了子弹的情况下，并没有要求部队全部投入最后的战斗，他只能要求自己牺牲。而中共则不同，他一定会要求最后一名战士投入战斗的，不论你有枪没有枪。淮海战役时，围歼杜聿明的时候，共军要部队跑步前进，吃饭也是跑动中吃，后来跑不动了，干脆让战士把枪都丢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枪都丢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干什么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躯相拼了。刘、邓过黄泛区的时候，也是丢掉了大部份装备。这个张灵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编制，换给粟裕，肯定是没有枪也要向前冲，用手，用石块，用身体，也要向前冲。但是张灵甫做不到。济南战役时，到关键时，杀红了眼，白天也攻城，死伤惨重，照样攻。王耀武抗日时，曾经打得日军没有办法，结果守济南却输了，关键也在这里。宋时轮、许世友这些人，不断的把部队投入，压上去，尸体填满了河沟向前冲，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战军围住黄维兵团时，对付火焰喷射器，也是拿部队压上去。邓小平给毛泽东打电报，一天就拿下黄兵团，结果碰上火焰喷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电报讲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队一定压上去，直到黄兵团没有汽油了，火焰喷射器打不响了，部队就冲上去了，那个死人很惨。有些回忆文章都提到这一点。但只是错误地认为是战士勇于牺牲，没有认识到那是将领们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
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来回顾当年的这场决战，中共虽然靠"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分明却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战士的尸骨上的，而这些战士中的绝大多数恰恰都是来自乡村的年轻农民。说穿了，在中共眼里，农民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从以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共的早期历史完全是一部践踏天理人道的血淋淋的恐怖史，充满了刀光剑影和烧杀掳掠。那时的共产党人就是一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地地道道的现代土匪。而活跃在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几乎个个都是冷酷嗜血的杀人狂。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一样，都是喝着马克思主义的狼奶长大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与传统的一切彻底决裂，用暴力手段颠覆现存的社会秩序，建立一党垄断权力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个的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再暴烈、再残忍、再无情、再卑鄙都无所谓。有关这一点，《九评共产党》里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值得读者朋友去细细一读。
所以，共产党根本不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的，而是一直都很坏，打出世后它的邪恶本性就一直没变过。共产党当政后的种种暴政暴行其实不过是它之前的种种暴政暴行的延续和演绎。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只能说是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前的共产党变得更坏更邪恶更无可救要了。
完
谁都知道，共产党口口声声为农民谋利益，但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农民的生活一直是最苦的，农民的命也一直是最不值钱的。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共产党打江山的时代，它同样也没把千百万农民的生命当回事。
中共军队的兵源在农村，构成战士主体的是成千上万年轻的农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中共就不可能如愿地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江山。
自古以来，打仗都是要死人的，牺牲在战场上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中共真如其所说是广大农民的代表，是真心为农民兄弟谋利益的话，理当十分珍惜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年轻战士的生命，尽量避免和减少他们的牺牲，但事实恰恰相反。
正如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那样，相比之下，在对待牺牲的态度上，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国军不敢牺牲，共军则敢于牺牲，不是战士们敢于牺牲，而是战役指挥官敢于牺牲战士，大规模的、成建制的牺牲战士的生命，这就是中共军事胜利的秘密。
抗战结束后至1949年期间，国共决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是救来救去，共军是围点打援，这就有个心态在里头。国军是国民政府之军，蒋介石不能够随意牺牲，它一旦被围，就必须去救。而中共则不同，牺牲就牺牲了，为了所谓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当时重庆谈判的时候，刘少奇催促山东部队进东北时，讲即便丢掉了华东，只要有东北，也可以最终获胜。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说就是全牺牲了，别的地区解放军也可以解放全中国。刘、邓一气冲杀，死伤大半，没有任何兄弟部队进行救援策应。
在孟良崮战役中，中共俘获一万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体在一条山沟里被俘，是整建制，队伍很整齐，军械完整，就是没有子弹了，他们静静地投降了。这个事实很重要，张灵甫在没有了子弹的情况下，并没有要求部队全部投入最后的战斗，他只能要求自己牺牲。而中共则不同，他一定会要求最后一名战士投入战斗的，不论你有枪没有枪。淮海战役时，围歼杜聿明的时候，共军要部队跑步前进，吃饭也是跑动中吃，后来跑不动了，干脆让战士把枪都丢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枪都丢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干什么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躯相拼了。刘、邓过黄泛区的时候，也是丢掉了大部份装备。这个张灵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编制，换给粟裕，肯定是没有枪也要向前冲，用手，用石块，用身体，也要向前冲。但是张灵甫做不到。济南战役时，到关键时，杀红了眼，白天也攻城，死伤惨重，照样攻。王耀武抗日时，曾经打得日军没有办法，结果守济南却输了，关键也在这里。宋时轮、许世友这些人，不断的把部队投入，压上去，尸体填满了河沟向前冲，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战军围住黄维兵团时，对付火焰喷射器，也是拿部队压上去。邓小平给毛泽东打电报，一天就拿下黄兵团，结果碰上火焰喷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电报讲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队一定压上去，直到黄兵团没有汽油了，火焰喷射器打不响了，部队就冲上去了，那个死人很惨。有些回忆文章都提到这一点。但只是错误地认为是战士勇于牺牲，没有认识到那是将领们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
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来回顾当年的这场决战，中共虽然靠"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分明却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战士的尸骨上的，而这些战士中的绝大多数恰恰都是来自乡村的年轻农民。说穿了，在中共眼里，农民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从以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共的早期历史完全是一部践踏天理人道的血淋淋的恐怖史，充满了刀光剑影和烧杀掳掠。那时的共产党人就是一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地地道道的现代土匪。而活跃在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几乎个个都是冷酷嗜血的杀人狂。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一样，都是喝着马克思主义的狼奶长大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与传统的一切彻底决裂，用暴力手段颠覆现存的社会秩序，建立一党垄断权力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个的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再暴烈、再残忍、再无情、再卑鄙都无所谓。有关这一点，《九评共产党》里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值得读者朋友去细细一读。
所以，共产党根本不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的，而是一直都很坏，打出世后它的邪恶本性就一直没变过。共产党当政后的种种暴政暴行其实不过是它之前的种种暴政暴行的延续和演绎。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只能说是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前的共产党变得更坏更邪恶更无可救要了。
完
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后（六）
九
中共一向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但它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卖国贼。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目的。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整个过程来看，不仅建立中共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俄，而且建立中共的具体设想也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共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不仅是苏俄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扩张的产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儿子党"。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表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所以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
这种与生俱来的出生"胎记"，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为苏俄的在华利益服务。早在1921年的"一大" 宣言里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所谓的某个"民主联邦"，它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中共的主子苏联。
8年后，1929年7月，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不料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于1929年8月宣布与中国断交。斯大林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给中共发来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曾被中共媒体炒作的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在苏俄公开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共竟为一党之私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正当中国国难当头之际，第三天，也就是9 月20日，第三共产国际就电告中共中央机关："必须趁着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要更进一步的武装保卫苏联。要在中国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来夺取或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
趁着国民政府军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发动武装暴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赫然宣布： "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此条款用意已在前论述，就不在此重复了。日军侵华固因其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但又何尝没有当时被称为"赤匪"的中共在中国境内频频生乱，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日军侵华是中华民族上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机，也可以说是检验一个中国政党究竟是不是真爱国的试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爱国，那么，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它理应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民党一同齐心协力抗击外敌，但中共的所为恰恰相反。虽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却处处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做准备。
在中共看来，中日战争不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正如毛泽东多年后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因此，与日本开战后，中共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中共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它命令自己的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它还命令自己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总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50多年来共产党自我吹嘘的抗日战绩，不过"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而已。"平型关大捷"歼敌一千多人，袭击的是侵华日军辎重部队。而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认为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违背了中共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第三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提到，"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的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
抗战期间，中共不但不积极抗日，还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共同反对积极抗日的国民政府。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共情报要人潘汉年的传记，都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49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如历史学家、《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作者谢幼田所指出的那样："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难怪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苏俄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划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1945年2月11日，苏联和美英在雅尔塔达成了协议，同意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的第一条为："(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当时的形势是，国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独立；美国坚决反对蒙古独立；英国不反对也不支持，保持中立。中苏友好同盟协议的条件是苏联不能协助中共和蒙古人民党以及新疆的独立分子搞蒙古独立或新疆独立。但后来实际上苏联却违犯协议，幕前幕后操纵和极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闹独立。
在苏军从东北三省撤军后，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命令中共马上发动革命从国民政府手里夺取东北三省，同时命令蒙古人民党马上革命搞独立。由于苏联操纵蒙古独立，违犯雅尔塔会议决定和中苏协议，所以蒋介石拒绝签雅尔塔协议真本。国民党政府虽然坚决反对蒙古独立，但还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选择，同意蒙古人民进行公投。
然而当时在蒙古许多地方，苏军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独立，而且苏军也参与了投票。（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民表决是公民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自由表决。） 因此，美国联合国代表离开外蒙古后拒绝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议承认蒙古独立，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
但是投靠苏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却一贯支持外蒙独立。毛泽东1939年就明确指出外蒙古是独立国家，不属于中国。在中国境内，中共甚至先于伪满洲国政府公开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称："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1950年《人民日报》摘引了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文中针对中国人民失去外蒙古后的遗憾心情，这样说道："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
中共一向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但它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卖国贼。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目的。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整个过程来看，不仅建立中共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俄，而且建立中共的具体设想也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共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不仅是苏俄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扩张的产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儿子党"。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表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所以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
这种与生俱来的出生"胎记"，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为苏俄的在华利益服务。早在1921年的"一大" 宣言里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所谓的某个"民主联邦"，它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中共的主子苏联。
8年后，1929年7月，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不料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于1929年8月宣布与中国断交。斯大林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给中共发来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曾被中共媒体炒作的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在苏俄公开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共竟为一党之私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正当中国国难当头之际，第三天，也就是9 月20日，第三共产国际就电告中共中央机关："必须趁着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要更进一步的武装保卫苏联。要在中国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来夺取或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
趁着国民政府军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发动武装暴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赫然宣布： "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此条款用意已在前论述，就不在此重复了。日军侵华固因其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但又何尝没有当时被称为"赤匪"的中共在中国境内频频生乱，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日军侵华是中华民族上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机，也可以说是检验一个中国政党究竟是不是真爱国的试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爱国，那么，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它理应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民党一同齐心协力抗击外敌，但中共的所为恰恰相反。虽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却处处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做准备。
在中共看来，中日战争不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正如毛泽东多年后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因此，与日本开战后，中共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中共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它命令自己的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它还命令自己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总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50多年来共产党自我吹嘘的抗日战绩，不过"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而已。"平型关大捷"歼敌一千多人，袭击的是侵华日军辎重部队。而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认为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违背了中共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第三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提到，"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的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
抗战期间，中共不但不积极抗日，还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共同反对积极抗日的国民政府。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共情报要人潘汉年的传记，都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49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如历史学家、《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作者谢幼田所指出的那样："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难怪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苏俄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划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1945年2月11日，苏联和美英在雅尔塔达成了协议，同意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的第一条为："(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当时的形势是，国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独立；美国坚决反对蒙古独立；英国不反对也不支持，保持中立。中苏友好同盟协议的条件是苏联不能协助中共和蒙古人民党以及新疆的独立分子搞蒙古独立或新疆独立。但后来实际上苏联却违犯协议，幕前幕后操纵和极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闹独立。
在苏军从东北三省撤军后，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命令中共马上发动革命从国民政府手里夺取东北三省，同时命令蒙古人民党马上革命搞独立。由于苏联操纵蒙古独立，违犯雅尔塔会议决定和中苏协议，所以蒋介石拒绝签雅尔塔协议真本。国民党政府虽然坚决反对蒙古独立，但还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选择，同意蒙古人民进行公投。
然而当时在蒙古许多地方，苏军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独立，而且苏军也参与了投票。（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民表决是公民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自由表决。） 因此，美国联合国代表离开外蒙古后拒绝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议承认蒙古独立，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
但是投靠苏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却一贯支持外蒙独立。毛泽东1939年就明确指出外蒙古是独立国家，不属于中国。在中国境内，中共甚至先于伪满洲国政府公开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称："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1950年《人民日报》摘引了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文中针对中国人民失去外蒙古后的遗憾心情，这样说道："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
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后（五）
八
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据政权就在延安了。那个时期的延安号称"革命圣地"，但却因领导与群众的明显不平等而为人诟病，特别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整风运动，更是为中共统治大陆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起了个坏头。
正如《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记述的那样，抗战时，许多热血青年听信了中共的宣传，怀着对国民党的不满，对共产党的向往，先后奔赴延安。刚到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
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進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 的歌声响彻全城，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著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著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進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進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著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著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最高领导野阪参三。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作他的伴侣。我们没提意见，没公开提意见。大家是有意见，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毛泽东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 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著。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
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著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 ，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戚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著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一九四二年，拿王实味开刀後，毛杀鸡儆猴，要年轻的志愿者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王实味毕竟跟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延安刚开始批托洛茨基时，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毛和康生另辟蹊径。那年冬天，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著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藉口，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進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志愿者们被逼著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進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進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据政权就在延安了。那个时期的延安号称"革命圣地"，但却因领导与群众的明显不平等而为人诟病，特别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整风运动，更是为中共统治大陆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起了个坏头。
正如《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记述的那样，抗战时，许多热血青年听信了中共的宣传，怀着对国民党的不满，对共产党的向往，先后奔赴延安。刚到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
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進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 的歌声响彻全城，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著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著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進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進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著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著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最高领导野阪参三。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作他的伴侣。我们没提意见，没公开提意见。大家是有意见，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毛泽东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 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著。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
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著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 ，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戚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著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一九四二年，拿王实味开刀後，毛杀鸡儆猴，要年轻的志愿者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王实味毕竟跟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延安刚开始批托洛茨基时，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毛和康生另辟蹊径。那年冬天，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著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藉口，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進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志愿者们被逼著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進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進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后（四）
七
雷震远神父抗战时期在华北传教，亲眼目睹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暴行。他在《内在的敌人》一书中写道：
一天，我在陈鲁集一个我所辖的教区里悲伤地完成早课，因为主持这教区的神父已经被共产党逮去了。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甚么罪？‘我问。
"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呎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的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
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着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着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笑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咀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清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享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
一天下午，当我在同一村内走过一条巷子时，一些孩子向我跑来。"快来，神父！"我立刻随他们跑去。大道上看到有四路大马车驰向贺龙的司令部去。那些都是乡下土制的大军，没有弹簧，有两个铁架木轮子。我走向一个士兵，他正在鞭着一头驴子架上车辕，尖叫哭声乱成一团，许多村民，共产党士兵和傀儡们团团围住，看不清是什么事发生。不一会，车子都准备好了，人们纷纷闪开让兵士们走进驱车。这时我看到每个车里都有一个人双手和双脚被钉在车板上，共党车夫挥鞭高声叱驴，于是这车列向前开动。路上粗糙的石头凸凹不平，颠簸得车里人难以忍受。驴子跑得越快，车震动得越凶，车里人的痛苦越剧烈。而共党驱车者竟以疯狂的速度横穿过村子几次，再跑到更粗糙的路面，驰向贺龙总部。在那里，车里的人如还没死，便被解下车来。他们惊心动魄的号叫声震动全村。一直震达我的心弦。
每次我看到这种野蛮的行为时，我内心中便引起个人的行动意识，最少想作一点抗议的表示。但我无能为力。我必须记住我所选择的作法，祈求上帝的协助。我正确地记录着每一件我看到和听到的事，不断地研究我的记录以求发现共产党计划及行动的要领。我研究愈深，愈看清他们正在已控制的地区实行恐怖政策，同时发动一个更大的目标──征服全中国。
他们有一种刑讯的方法，表示出他们厌恶国民政府的心情。他们捉到亲政府的忠贞爱国分子，将双手捆起，高高吊在树上，集合一堆人在下面嘲弄着说："现在你看到你的政府朋友来救你吗？"假如他说看到，一个共产党就砍断树枝，把人跌死在地上。假如他说没有看到，共产党便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并辱骂政府。最后还是在汉奸罪名下被跌死为止。在战时，当共产党假作与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证忠实于政府时，这类事竟继续不断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他们更发出大量宣传品，告诉美国及欧洲，夸言他们抗日的英雄行为，及解放中国免于侵略的决心，并声称为中国人民幸福作深远计划。
时间越久，恐怖越增加，杀人都不够刺激了。共产党又增加了许多暴刑，制定各种刑罚，并划分等级，令刽子手学习执行。有时他们强迫一个人吞食大量食盐，不给一点水喝，直到渴死为止。有时疲劳审问一个犯人，昼夜不断地审讯，直到犯人精疲力竭，死去为止。
他们有一种致人速死的方法。被判决的人从家中被拖到共产党总部。一群共产党把他推进一间房子里。"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良心，"一个人说着向另外一个人点头示意，另一个人立刻走向前来将犯人上衣撕下，用利刃把心挖出。
有时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在冬天，共党在水冻的河上打两个洞，把犯人从一个洞里抛下，从另一个洞口拖出，看着他挣扎喘息的样子加以嘲弄。当犯人被推下洞口后，共产党在第二个洞口叫道："从这边出来！"当那人挣扎着到第二个洞口才爬出来时，又被共党推进洞里。那人再游向另一洞口，希望共党能大发仁慈使他从那里爬出。但又被推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冻死或淹死而上。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双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
此外，共产党还发明许多残酷的暴刑。一种是"北平快车"。用绳子在犯人双足的踝骨打上活结，把绳子另端拴在驴或马的尾巴上，鞭策驱驰。把犯人活生生拖死。另一种是"坐飞机"刑法，是把犯人的足趾和拇指系在树干上。当犯人受"降落伞"刑惩时，先缚紧放在布袋里，抬到塔顶或树尖上，然后从上面抛下。
如果共产党想戏弄一个犯人，只想让他受重伤而不让他致死以便再施用其它酷刑时，还有一种"猴爬旗竿"的恶作剧。把犯人衣服剥光，迫使沿着钉满尖针的竿子向上爬去。在向上爬时也许不会碰伤，但在被迫迅速滑下时也许会弄像皮开肉绽。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雷震远神父抗战时期在华北传教，亲眼目睹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暴行。他在《内在的敌人》一书中写道：
一天，我在陈鲁集一个我所辖的教区里悲伤地完成早课，因为主持这教区的神父已经被共产党逮去了。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甚么罪？‘我问。
"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呎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的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
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着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着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笑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咀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清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享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
一天下午，当我在同一村内走过一条巷子时，一些孩子向我跑来。"快来，神父！"我立刻随他们跑去。大道上看到有四路大马车驰向贺龙的司令部去。那些都是乡下土制的大军，没有弹簧，有两个铁架木轮子。我走向一个士兵，他正在鞭着一头驴子架上车辕，尖叫哭声乱成一团，许多村民，共产党士兵和傀儡们团团围住，看不清是什么事发生。不一会，车子都准备好了，人们纷纷闪开让兵士们走进驱车。这时我看到每个车里都有一个人双手和双脚被钉在车板上，共党车夫挥鞭高声叱驴，于是这车列向前开动。路上粗糙的石头凸凹不平，颠簸得车里人难以忍受。驴子跑得越快，车震动得越凶，车里人的痛苦越剧烈。而共党驱车者竟以疯狂的速度横穿过村子几次，再跑到更粗糙的路面，驰向贺龙总部。在那里，车里的人如还没死，便被解下车来。他们惊心动魄的号叫声震动全村。一直震达我的心弦。
每次我看到这种野蛮的行为时，我内心中便引起个人的行动意识，最少想作一点抗议的表示。但我无能为力。我必须记住我所选择的作法，祈求上帝的协助。我正确地记录着每一件我看到和听到的事，不断地研究我的记录以求发现共产党计划及行动的要领。我研究愈深，愈看清他们正在已控制的地区实行恐怖政策，同时发动一个更大的目标──征服全中国。
他们有一种刑讯的方法，表示出他们厌恶国民政府的心情。他们捉到亲政府的忠贞爱国分子，将双手捆起，高高吊在树上，集合一堆人在下面嘲弄着说："现在你看到你的政府朋友来救你吗？"假如他说看到，一个共产党就砍断树枝，把人跌死在地上。假如他说没有看到，共产党便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并辱骂政府。最后还是在汉奸罪名下被跌死为止。在战时，当共产党假作与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证忠实于政府时，这类事竟继续不断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他们更发出大量宣传品，告诉美国及欧洲，夸言他们抗日的英雄行为，及解放中国免于侵略的决心，并声称为中国人民幸福作深远计划。
时间越久，恐怖越增加，杀人都不够刺激了。共产党又增加了许多暴刑，制定各种刑罚，并划分等级，令刽子手学习执行。有时他们强迫一个人吞食大量食盐，不给一点水喝，直到渴死为止。有时疲劳审问一个犯人，昼夜不断地审讯，直到犯人精疲力竭，死去为止。
他们有一种致人速死的方法。被判决的人从家中被拖到共产党总部。一群共产党把他推进一间房子里。"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良心，"一个人说着向另外一个人点头示意，另一个人立刻走向前来将犯人上衣撕下，用利刃把心挖出。
有时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在冬天，共党在水冻的河上打两个洞，把犯人从一个洞里抛下，从另一个洞口拖出，看着他挣扎喘息的样子加以嘲弄。当犯人被推下洞口后，共产党在第二个洞口叫道："从这边出来！"当那人挣扎着到第二个洞口才爬出来时，又被共党推进洞里。那人再游向另一洞口，希望共党能大发仁慈使他从那里爬出。但又被推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冻死或淹死而上。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双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
此外，共产党还发明许多残酷的暴刑。一种是"北平快车"。用绳子在犯人双足的踝骨打上活结，把绳子另端拴在驴或马的尾巴上，鞭策驱驰。把犯人活生生拖死。另一种是"坐飞机"刑法，是把犯人的足趾和拇指系在树干上。当犯人受"降落伞"刑惩时，先缚紧放在布袋里，抬到塔顶或树尖上，然后从上面抛下。
如果共产党想戏弄一个犯人，只想让他受重伤而不让他致死以便再施用其它酷刑时，还有一种"猴爬旗竿"的恶作剧。把犯人衣服剥光，迫使沿着钉满尖针的竿子向上爬去。在向上爬时也许不会碰伤，但在被迫迅速滑下时也许会弄像皮开肉绽。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揭密中共早期“革命史”——抗战后（三）
四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集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五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满了这种残忍的内斗。
湘鄂西地区的中共领袖夏曦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时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辟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他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是当时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捕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人，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杀党内的对手，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六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著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進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進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著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著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進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著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著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後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進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集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五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满了这种残忍的内斗。
湘鄂西地区的中共领袖夏曦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时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辟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他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是当时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捕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人，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杀党内的对手，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六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著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進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進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著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著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進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著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著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後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進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揭密中共早期“革命史”——抗战后(二）
二
提起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多半头脑中都会闪出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种种场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描写这些场面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从实际情况看，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所以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暴力恐怖则是促使国共提早分手的直接导因。就起因而言，不是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先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先屠杀地主乡绅，破坏北伐，才引发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而中共回应这种报复的则是更可怕的血腥屠杀。凡是中共所到之处，必定都要轮番上演这种冤冤相报、循环仇杀的惨剧。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命令朱德在湘南组织暴动。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农民起来暴动了--不是反抗国民党的暴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泽东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以下是广东国民政府人士记述的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时的惨烈情景：
"到了下午，空气比上午紧张得多了，无理性的乱杀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据说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残害的已经将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碧绿的清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在街头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样自由了，武装工人像猎犬般的到处搜索杀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丢去了脑袋。"
"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
"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人民之无数人命财产，均牺牲于共产党之手矣，共产党之惨无人道，有如此哉！"
"共产党的残暴，素来有名。而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中共暴动部队攻陷长沙后的情形同样惨烈。当地国民政府人士说：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二十八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杀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为惨毒残忍，使愚民不敢不从；而匪党有其所谓阶级意识，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性的解放，淫欲无须避免。匪中有权力者更利用肃反以镇压异己，利用解放以实行乱交，在匪中为司空见惯之常技。"
"黄公略(中共党军头目之一)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城，则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赎，但不赎固杀，赎款缴到亦杀。当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则已成一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
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据后来背弃中共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
中共的烧沙抢掠招来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
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
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三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是"打土豪"？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打土豪"。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由于这部份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份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
中共当年抢劫这部份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当然，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份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那么，什么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提起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多半头脑中都会闪出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种种场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描写这些场面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从实际情况看，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所以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暴力恐怖则是促使国共提早分手的直接导因。就起因而言，不是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先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先屠杀地主乡绅，破坏北伐，才引发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而中共回应这种报复的则是更可怕的血腥屠杀。凡是中共所到之处，必定都要轮番上演这种冤冤相报、循环仇杀的惨剧。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命令朱德在湘南组织暴动。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农民起来暴动了--不是反抗国民党的暴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泽东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以下是广东国民政府人士记述的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时的惨烈情景：
"到了下午，空气比上午紧张得多了，无理性的乱杀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据说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残害的已经将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碧绿的清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在街头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样自由了，武装工人像猎犬般的到处搜索杀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丢去了脑袋。"
"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
"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人民之无数人命财产，均牺牲于共产党之手矣，共产党之惨无人道，有如此哉！"
"共产党的残暴，素来有名。而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中共暴动部队攻陷长沙后的情形同样惨烈。当地国民政府人士说：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二十八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杀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为惨毒残忍，使愚民不敢不从；而匪党有其所谓阶级意识，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性的解放，淫欲无须避免。匪中有权力者更利用肃反以镇压异己，利用解放以实行乱交，在匪中为司空见惯之常技。"
"黄公略(中共党军头目之一)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城，则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赎，但不赎固杀，赎款缴到亦杀。当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则已成一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
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据后来背弃中共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
中共的烧沙抢掠招来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
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
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三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是"打土豪"？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打土豪"。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由于这部份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份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
中共当年抢劫这部份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当然，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份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那么，什么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后（一）
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运动不断，迫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国家元气大伤，百姓痛苦不堪。“文革”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放开了，但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却乘机化公为私，中饱私囊，贪污腐化，整个社会被搞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提起今天的共产党，大陆民众罕有说好话的，大多数人都是骂不绝口。然而，一旦话题转到从前，就会有不少人开始感叹，“今天的共产党早已不是从前的共产党了”。言下之意，早年的共产党是好的，只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了。
持上述看法的人显然不少，笔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共早年历史的内幕资料后我才发现，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所揭密的中共早期“革命史”吧。
一
首先要揭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因为正是它开了中共暴行暴政的先河，树立了中共红色独裁的第一个榜样。它也是国共两党几十年仇杀的源头。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不是没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平静而稳定的。
中共成立后不久，它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就告诉它：“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乡村里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为了打破平静稳定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运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湖南。
湖南农运始于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达到高峰，其时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湖南农运兴起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各地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还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农会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农运所及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发展到极端时，农会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就这样，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跑。当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持上述看法的人显然不少，笔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共早年历史的内幕资料后我才发现，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所揭密的中共早期“革命史”吧。
一
首先要揭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因为正是它开了中共暴行暴政的先河，树立了中共红色独裁的第一个榜样。它也是国共两党几十年仇杀的源头。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不是没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平静而稳定的。
中共成立后不久，它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就告诉它：“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乡村里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为了打破平静稳定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运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湖南。
湖南农运始于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达到高峰，其时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湖南农运兴起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各地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还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农会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农运所及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发展到极端时，农会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就这样，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跑。当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前
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运动不断，迫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国家元气大伤，百姓痛苦不堪。“文革”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放开了，但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却乘机化公为私，中饱私囊，贪污腐化，整个社会被搞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提起今天的共产党，大陆民众罕有说好话的，大多数人都是骂不绝口。然而，一旦话题转到从前，就会有不少人开始感叹，“今天的共产党早已不是从前的共产党了”。言下之意，早年的共产党是好的，只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了。
持上述看法的人显然不少，笔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共早年历史的内幕资料后我才发现，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所揭密的中共早期“革命史”吧。
一
首先要揭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因为正是它开了中共暴行暴政的先河，树立了中共红色独裁的第一个榜样。它也是国共两党几十年仇杀的源头。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不是没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平静而稳定的。
中共成立后不久，它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就告诉它：“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乡村里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为了打破平静稳定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运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湖南。
湖南农运始于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达到高峰，其时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湖南农运兴起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各地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还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农会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农运所及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发展到极端时，农会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就这样，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跑。当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二
提起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多半头脑中都会闪出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种种场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描写这些场面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从实际情况看，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所以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暴力恐怖则是促使国共提早分手的直接导因。就起因而言，不是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先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先屠杀地主乡绅，破坏北伐，才引发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而中共回应这种报复的则是更可怕的血腥屠杀。凡是中共所到之处，必定都要轮番上演这种冤冤相报、循环仇杀的惨剧。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命令朱德在湘南组织暴动。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农民起来暴动了——不是反抗国民党的暴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泽东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以下是广东国民政府人士记述的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时的惨烈情景：
“到了下午，空气比上午紧张得多了，无理性的乱杀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据说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残害的已经将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碧绿的清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在街头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样自由了，武装工人像猎犬般的到处搜索杀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丢去了脑袋。”
“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
“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人民之无数人命财产，均牺牲于共产党之手矣，共产党之惨无人道，有如此哉！”
“共产党的残暴，素来有名。而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中共暴动部队攻陷长沙后的情形同样惨烈。当地国民政府人士说：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二十八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杀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为惨毒残忍，使愚民不敢不从；而匪党有其所谓阶级意识，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性的解放，淫欲无须避免。匪中有权力者更利用肃反以镇压异己，利用解放以实行乱交，在匪中为司空见惯之常技。”
“黄公略(中共党军头目之一)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城，则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赎，但不赎固杀，赎款缴到亦杀。当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则已成一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
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据后来背弃中共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
中共的烧沙抢掠招来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
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
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三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是“打土豪”？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打土豪”。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由于这部份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份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
中共当年抢劫这部份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当然，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份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那么，什么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四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集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五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满了这种残忍的内斗。
湘鄂西地区的中共领袖夏曦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时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辟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他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是当时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捕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人，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杀党内的对手，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六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著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進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進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著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著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進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著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著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後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進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持上述看法的人显然不少，笔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共早年历史的内幕资料后我才发现，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所揭密的中共早期“革命史”吧。
一
首先要揭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因为正是它开了中共暴行暴政的先河，树立了中共红色独裁的第一个榜样。它也是国共两党几十年仇杀的源头。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不是没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平静而稳定的。
中共成立后不久，它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就告诉它：“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乡村里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为了打破平静稳定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运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湖南。
湖南农运始于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达到高峰，其时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湖南农运兴起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各地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还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农会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农运所及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发展到极端时，农会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就这样，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跑。当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二
提起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多半头脑中都会闪出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种种场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描写这些场面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从实际情况看，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所以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暴力恐怖则是促使国共提早分手的直接导因。就起因而言，不是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先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先屠杀地主乡绅，破坏北伐，才引发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而中共回应这种报复的则是更可怕的血腥屠杀。凡是中共所到之处，必定都要轮番上演这种冤冤相报、循环仇杀的惨剧。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命令朱德在湘南组织暴动。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农民起来暴动了——不是反抗国民党的暴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泽东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以下是广东国民政府人士记述的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时的惨烈情景：
“到了下午，空气比上午紧张得多了，无理性的乱杀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据说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残害的已经将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碧绿的清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在街头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样自由了，武装工人像猎犬般的到处搜索杀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丢去了脑袋。”
“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
“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人民之无数人命财产，均牺牲于共产党之手矣，共产党之惨无人道，有如此哉！”
“共产党的残暴，素来有名。而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中共暴动部队攻陷长沙后的情形同样惨烈。当地国民政府人士说：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二十八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杀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为惨毒残忍，使愚民不敢不从；而匪党有其所谓阶级意识，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性的解放，淫欲无须避免。匪中有权力者更利用肃反以镇压异己，利用解放以实行乱交，在匪中为司空见惯之常技。”
“黄公略(中共党军头目之一)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城，则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赎，但不赎固杀，赎款缴到亦杀。当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则已成一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
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据后来背弃中共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
中共的烧沙抢掠招来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
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
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三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是“打土豪”？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打土豪”。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由于这部份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份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
中共当年抢劫这部份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当然，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份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那么，什么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四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集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五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满了这种残忍的内斗。
湘鄂西地区的中共领袖夏曦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时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辟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他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是当时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捕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人，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杀党内的对手，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六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著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進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進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著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著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進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著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著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後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進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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