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出卖七仙女」

著名安徽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1930-1968）。1954年她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拍成电影，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家喻户晓。

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

据丈夫王冠亚的回忆，严凤英患过卵巢囊肿，手术后有肠粘连等后遗症，又患严重的椎腱盘突出症，1968年4月7日夜里，严凤英疼得呻吟起来，王冠亚要给她按摩。她噙着眼泪说，不用了，你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王冠亚感到不妙，立即起床跑到桌前，看到严凤英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内容说“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王冠亚大惊，顾不得看另一封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只求速死。王冠亚急忙找了板车，送严凤英去医院。当时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找到一位军代表求救。过了一会，这位军代表带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怒斥严凤英“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 轮番念《语录》，骂大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严凤英这时已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脸色发青，口吐白沫。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造反派走后，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洗胃。值班医生忙得一头汗，但仍不见效。一位医生下楼找办法。等他赶回来，严凤英已停止了呼吸。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她只活了三十八岁。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乾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徵，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乾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於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廝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於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讚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於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於事。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么，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资料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於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转载：苏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