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要：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身陷囹圄十载的杨小凯最近去世，这位国际级经济学大师和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生前所有的探索，连同非凡的痛苦，将升华为神州崛起的思想资源和强大动力。
澳洲莫纳什大学华人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界明星杨小凯去世，终年五十五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说过：「有个中国学者，可能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就是杨小凯。」
知道杨小凯经历与成就的同龄华人则感到心头重重一击，深切意识到他是多么杰出，而走得又是多么早。正如朋友们给杨小凯夫人吴小娟与三个子女的吊唁信中所说：「他非凡的资质和非凡的成就，早已完成了一个真正辉煌的人生，一个足堪后世敬仰和效法的人生。这些话是应该在他生前就让他听到……」
杨小凯生于一九四八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十八岁，是最标准的「老三届」。跟血统一样，人绝对无法选择的就是自己的时代。杨小凯和同龄人一样，学业被荒废，一样狂信过「毛泽东主义」，文革后被讥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愚昧之树即是无果之树，这代人一生被断送，当今中国最穷困、最落魄的都市民众几近「老三届」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具备同一知识起点的杨小凯，却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走向学习与思索，走向苦难也走向辉煌，成为时代巨人。
文革时中国曾流行马克思的名言：「有些事第一次出现时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时是闹剧。」这正是杨小凯牢狱之灾的写照，不过次序被颠倒：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才是悲剧。杨小凯原名杨曦光，一九六七年仗义执言，为观点相同但派别不同的群众组织「湘江风雷」张目，指责湖南军区镇压群众，因而被捕。他在牢房里恶作剧地高唱「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这是过去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牢时唱的歌，显示了时光倒流的荒诞，也令基层当局不胜惶恐，不知年轻人为何方神圣。
杨小凯第二次入狱是因言获罪，被判十年徒刑。他写了系列文章《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而最具震撼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令他成为在湖南及全国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这篇文章与当时限于派性争斗的大字报不同，戳痛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的神经。原来杨小凯要按列宁的思路，「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
但杨小凯对中共建政十七年以来阶级变动的思考，源于自己的观察与探索，并非赶时髦。他首先反省自己家庭的「特权」。杨小凯父母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省厅级高干，虽受彭德怀事件影响，仕途受挫，但仍一直享有「配保姆」的待遇。杨小凯以为主仆关系一向融洽，岂料文革开始，保姆与他家划清界线，更参加了「保姆战斗队」，原来保姆多年一直暗暗憎恨东家。杨小凯认为，这是因为干部背弃了革命年代「建立平等社会」的承诺，建政后以特权凭空占有了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已形成了「红色官员阶级」。文革的爆发，除了高层政争的因素之外，与广大群众对红色官员阶级的痛恨有极大关系。
如何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矛盾﹖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在「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主张官员直选制、官员低薪制等。其实，文革初中国社会弥漫「巴黎公社热」，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但他倡导的是革命的狂暴、残酷与无法无天，却坚拒巴黎公社自由平等的合理元素。陈伯达大惊失色，在接见湖南代表时他呼吁群众不要被杨小凯等人蒙蔽，「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江青诅咒杨小凯的战斗队，高喊「让他见鬼去吧」 ﹗嫉贤妒能的康生则认定杨小凯背后有「反革命黑手」，他绝不相信杨小凯的主张来自高中生的思考。事实证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文革派，比被打倒的走资派更自私、更狭隘、也更贪恋权势，绝不容忍年轻人对国家前途、体制弊病、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矛盾有严肃的思考。杨小凯母亲受儿子牵连悲惨死去。九八年，杨小凯出版被国际学界誉为「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专着《经济学原理》，他在扉页上悲恸写道：「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
服刑十年，是杨小凯一生中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在监狱里，他继续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他从研究牢友的个人遭遇入手，总结暴力革命的教训。有一个独眼服刑人曾亲手弄瞎了派出所长的双眼，就因为派出所长文革前逼供时弄瞎了他一只眼。派出所长犯罪在先，但如果具备监督惩处公仆的机制，又何来这样的冤冤相报﹖这难道不是体制之错﹖监狱里还关了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纠察队员，他炫耀地向牢友介绍，文革中如何在公园里捕捉无辜的恋人，以「流氓罪」及酷刑进行恐吓，强迫他们当场表演「活春宫」来换取自由。然而，纠察队员入狱却非为这宗丧尽天良的罪恶，就是说，还有许多流氓恶棍仍生活得「清白」而潇洒，正等待文革这种放浪节日的重临。群众运动的残暴、无序，令杨小凯心目中文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荡然无存。
杨小凯没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他在狱中向刑事犯「学习」以了解社会，深化思考﹔再向「政治犯」请教，吸纳他们的知识。等到长沙一中高中生杨小凯出狱时，他已经以自学方式完成大学教育，掌握了数学、经济学、哲学和英语等大学课程。由「犯人」到学人，如此追求知识，长沙一中的老校友、前总理朱镕基听了有何感想﹖另一位著名校友毛泽东九泉之下若有知，又作如何之想﹖
这是杨小凯人格的胜利，但仍不是中国良知的胜利。杨小凯出狱，中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正享受「一风吹」摘帽的喜悦，重放的鲜花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天，尽管是迟到的春天。而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却因「政治审查」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小凯的冤案亲自作出批示，湖南省高级法院才归还了杨小凯的清白之身，他终于凭实力昂头挺胸考上研究生。
一九八三年，杨小凯出国留学受阻，仍被笼罩在厄运的阴霾之下。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出面批准杨小凯出国深造。似乎可以说，杨小凯虽坎坷，但仍属幸运儿：因为邓小平主导改革，他才有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因为胡耀邦的批示，他才得到彻底平反﹔因为赵紫阳的过问，出国留学才得以成行。
杨小凯来到海外，格外体会到人权与自由的可贵，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神州大地的眷恋、对人民的感念，绝不输给任何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杨小凯的最后十年，在醉心于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骄人成就的同时，他更像一个在中国底层最常见的忧国忧民者那样，关注着、思考着、阐说着中国的现状，骨鲠在喉般地说出心底的忧愤。
杨小凯利用接受采访、回国讲学的机会，肯定中国的改革事业，但也提出严肃中肯的意见。「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仍萦绕于他灵魂的每一角落。杨小凯批评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他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
杨小凯密切注意中国制度转型的试验，但告诫众学者：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要看「几代企业家之间的差别」。杨指出，改革时期第一代企业家需要靠玩政治生存，打着支持改革的招牌，要搞很多政治上的东西才能活下来，最后仍不免垮掉。第二代政治色彩淡一些，但要既会玩白道，又要会玩黑道，还要真正有些经营能力。「再下面一代……包括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搞房地产，基本上是很低调的，不再玩政治，经营上的能力更多一些」。这些企业家经营方式、精神状态、操作方式的改变，更能说明中国制度转型的程度。
中共十六大召开，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老板都可以加入中共，是好事情。但杨小凯认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折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三农问题也令杨小凯忧心忡忡，因为中国没有好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超经济的政治权力就去强抢、兼并农民土地，用非常低的价钱征购、征用，再倒手买卖﹔正义荡然无存。
杨小凯尤其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走宪政之路。他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国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将来一天当老百姓，任何权利都没有，下场难免悲惨。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都不会死得这么惨，包括林彪。」
杨小凯离开人世，人们感慨他早年迷惘、中年卓越，但奇迹般似地，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三位具指针意义的改革派领袖，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留下印记、改变他的命运。也许只是巧合而已，但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的问题，难道不也顽强地萦绕于悲剧性领袖人物「邓胡赵」的心头﹖也许有着一样的执着、一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杨小凯在社会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以及不可比拟的学养优势，因而这位「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要比改革派领袖更深刻，他的「新思维」更具可操作性。可以预见的是，杨小凯一旦进入历史，他生前所有的努力探索，连同他非凡的痛苦，一定会升华为中国崛起的思想资源与强大动力。——《亚洲周刊》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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