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经典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发生在一个没有得到金牌的德国选手身上。
美国黑人选手欧文斯（Jesse Owens）是100米、200米、4×100米和跳远的世界记录保持者。能够在跳远项目挑战他的德国选手叫鲁兹·朗（Luz Long）。希特勒要鲁兹·朗击败欧文斯，以证明他的种族优劣论。
在跳远项目初赛中，鲁兹·朗顺利进入决赛，但欧文斯在第一跳和第二跳都超越起跳板而违规。再跳一次，若达不到标准，他就要在决赛前止步了。他一再试跑，却迟疑，不敢作最后一跳。
希特勒在场边已经准备为本国运动员卢茨·朗颁发金牌，他要亲自感受在这个项目中，在这一黑一白的竞争中白人胜出的快感。
也就在这时，有着湛蓝眼睛的卢茨.朗走近欧文斯，他的笑容松弛了欧文斯紧绷的神经。他用稍为生硬的英语对他说，他去年遇到同样情形，用了一个小诀窍解决了困难。
他取下欧文斯的毛巾，放在起跳板后数英吋处，他说从那个地方起跳就不会有失了。“你肯定不会犯规，而且你的状态足以进入决赛，初赛得不到第一有什么关系呢？决赛才算数。”欧文斯照做，果然进入决赛。决赛中，鲁兹·朗以7.87米平了欧文斯的世界记录，但欧文斯以8.06米赢了他。
贵宾席上的希特勒脸色发青，看台上的观众倏忽沉静。场中，鲁兹·朗跑到欧文斯站的地方，举起他的手高喊：“欧文斯！欧文斯！”欧文斯随即举起鲁兹·朗的手，声嘶力竭地喊：“鲁兹·朗！鲁兹·朗！”
没有诡谲的政治，没有人种的优劣，没有金牌的得失，只有惺惺相惜的感动。多年后，欧文斯回忆，是鲁兹·朗帮助他赢得金牌，并使他了解到，单纯的人类爱和真正不磨灭的运动员精神。这种精神超越了金牌的价值和意义。
他说：“我这时才意识到，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正是象鲁兹·朗这样的运动员，才会说：‘奥运会重在参与而不在取胜。生命的关键在于干得出色而不在于征服。’”国际奥委会其后颁给鲁兹·朗一个最高荣誉的“顾拜旦奖章”。希特勒没有放过鲁兹·朗，1939年欧战爆发，希特勒指示要征鲁兹·朗入伍。1943年他战死沙场，年仅30 岁。
没有什么人记得1936年德国所获的33面金牌的得主是谁，但鲁兹·朗在希特勒面前无所畏惧地表现的运动员精神，却长存史册和人们的记忆中。
鲁兹·朗的运动员精神，重点在要让自己和对手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他在决赛中当然想赢，但要赢的是一个能够充份发挥的对手。他不想因为对手违规退选而轻易赢得奖项。奥运会不在争逐奖牌的多少，而在于运动员要发挥最好。
自己发挥最好，就是所有人的胜利。以“征服”为目标的民族，不配谈奥运精神，也不具有真正的运动员精神。(h
2008年8月29日星期五
忒傻！
菲尔普斯在本届奥运游泳赛场上一举拿下8枚金牌，又多次打破世界记录。在奥运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但在完成如此骄人的战绩后，在面对媒体时却说不出一句激动人心的话。忒傻！比如我们亲爱的刘翔同志，在拿到一枚110米跨栏金牌时，其豪言壮语可谓气吞山河。他说“这证明了欧、美人，白种人能做到的，我们黄种人，中国人同样能做得到”。多激动人心呀！而菲尔普斯根本说不出这样高水平的话。说不出难道不可找一枚华盛顿的像章别上，老总统显灵保佑我夺冠，咱信神，又不犯党的口忌。此其“傻”一也。
菲尔普斯夺下8枚金牌，难道是你一人之事，一人之功？如杲没有国家的培养，领导的重视，组织的关心，教练的高明，“陪练”的辛苦，战友的支持，以及队医、厨师等等的众星捧月，纳税人的血汗，你能有今天吗？可是拿了8枚金牌后，对伟大的祖国，政府，领导一句感激话都没有，太不象话。此其“傻”二也。
在菲尔普斯夺得的8枚金牌中，最精彩也最“悬”的是第7枚，他一直处于落后，眼看就到终点，人们都认为菲尔普斯8金之梦，将梦碎北京。但就在此时，菲尔普斯如有神助，飞身猛进率先触壁，反败为胜。这是一篇多么精彩的文章，写10篇报导，20篇专访都没问题。可是面对媒体菲尔普斯根本不会说诸如：“这时我觉得 3亿多美国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祖国在我心中，我不能让我的祖国失望，我带着全体美国人民的嘱托来到这里，就是要夺取这枚金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这一类煽情的、诗一般的语言，他不但半句也没说，而且这么好的一篇可以充分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好文章，他却提都没提，傻冒透顶！这怎能树立起你老兄“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呢？此其“傻”三也。
尤其莫明其妙的是，记者问他在夺下8金后此时此刻最想作什么？这是记者把话茬送到你嘴边，正好表现你的博大胸怀，和热爱党和政府的赤子之心的好机会。你或者说最想去“向一贯关心我成长的某某领导汇报”，或去看望某某教练，或向家乡人民损助一所小学，或向9.11的遇难同胞献上一束花等等。可他一句也没有，却甩出一句“最想回到我家中床上躺一躺，至少5分钟”。傻得雷到一片，真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却说的是孩子的话。哪象我们中国运动员，一幅娃娃脸，才十五、六岁，说起话来比成年人还老练、稳重，滴水不漏。此其“傻”四也。
其实更傻的是美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怎么能让他回去到“床上躺一躺”就完了？布什总统应马上向他和美国游泳管理的有关部门发去贺电，或亲自接见菲尔普斯先生，然后发出“各行各业向菲尔普斯同志学习做好本职工作”的号召。更应该组织一个“菲尔普斯精神巡回演讲团”，到美国各州去巡回讲演。而且应该事先请来好莱坞最优秀的编剧、导演、演员，对菲尔普斯进行培训，以便让他到时能在讲演会上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地讲出如何在领导与组织的关怀下，克服伤病的困扰，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要重点宣讲，如何狠斗私心杂念，放下包袱，顶住压力，不畏强手，超水平发挥，最终勇夺八金的英雄事迹。它应该早就是党员，如果还不是当然光荣火线入党。还可搞一个菲尔普斯英雄形象的雕塑，从而掀起一个在全国学习“菲尔普斯精神”的高潮。
当然，这一切，要用很多钱，但为了国家利益，树立加强党的光辉形象，美国纳税人应顾全大局，牺牲小我，任劳任怨，倾情奉献。否则，你就是不爱国。反正国库统计还不是那么回事，小民再精也无用。
当然，这一切要浪费掉菲尔普斯许多进行游泳训练的宝贵时光，但为了国家的利益，绝对值得。至于到下一届奥运会，如果菲尔普斯因此一块奖牌也拿不到，预赛就被淘汰了，你也要充分理解并支持。
不过这一切，好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不大可能做得到，因为他们都是些傻瓜。正如或人所云：什么样的人民，便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下，便会是些什么样的人民。
行文至此，猛然省悟到，这已不仅是对美国“说三道四”，而且涉嫌“干涉美国内政”了，于是赶快打住。
但我并不怕，正如我那位朋友说的，我们有骂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难道还怕你美国不成？
菲尔普斯夺下8枚金牌，难道是你一人之事，一人之功？如杲没有国家的培养，领导的重视，组织的关心，教练的高明，“陪练”的辛苦，战友的支持，以及队医、厨师等等的众星捧月，纳税人的血汗，你能有今天吗？可是拿了8枚金牌后，对伟大的祖国，政府，领导一句感激话都没有，太不象话。此其“傻”二也。
在菲尔普斯夺得的8枚金牌中，最精彩也最“悬”的是第7枚，他一直处于落后，眼看就到终点，人们都认为菲尔普斯8金之梦，将梦碎北京。但就在此时，菲尔普斯如有神助，飞身猛进率先触壁，反败为胜。这是一篇多么精彩的文章，写10篇报导，20篇专访都没问题。可是面对媒体菲尔普斯根本不会说诸如：“这时我觉得 3亿多美国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祖国在我心中，我不能让我的祖国失望，我带着全体美国人民的嘱托来到这里，就是要夺取这枚金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这一类煽情的、诗一般的语言，他不但半句也没说，而且这么好的一篇可以充分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好文章，他却提都没提，傻冒透顶！这怎能树立起你老兄“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呢？此其“傻”三也。
尤其莫明其妙的是，记者问他在夺下8金后此时此刻最想作什么？这是记者把话茬送到你嘴边，正好表现你的博大胸怀，和热爱党和政府的赤子之心的好机会。你或者说最想去“向一贯关心我成长的某某领导汇报”，或去看望某某教练，或向家乡人民损助一所小学，或向9.11的遇难同胞献上一束花等等。可他一句也没有，却甩出一句“最想回到我家中床上躺一躺，至少5分钟”。傻得雷到一片，真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却说的是孩子的话。哪象我们中国运动员，一幅娃娃脸，才十五、六岁，说起话来比成年人还老练、稳重，滴水不漏。此其“傻”四也。
其实更傻的是美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怎么能让他回去到“床上躺一躺”就完了？布什总统应马上向他和美国游泳管理的有关部门发去贺电，或亲自接见菲尔普斯先生，然后发出“各行各业向菲尔普斯同志学习做好本职工作”的号召。更应该组织一个“菲尔普斯精神巡回演讲团”，到美国各州去巡回讲演。而且应该事先请来好莱坞最优秀的编剧、导演、演员，对菲尔普斯进行培训，以便让他到时能在讲演会上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地讲出如何在领导与组织的关怀下，克服伤病的困扰，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要重点宣讲，如何狠斗私心杂念，放下包袱，顶住压力，不畏强手，超水平发挥，最终勇夺八金的英雄事迹。它应该早就是党员，如果还不是当然光荣火线入党。还可搞一个菲尔普斯英雄形象的雕塑，从而掀起一个在全国学习“菲尔普斯精神”的高潮。
当然，这一切，要用很多钱，但为了国家利益，树立加强党的光辉形象，美国纳税人应顾全大局，牺牲小我，任劳任怨，倾情奉献。否则，你就是不爱国。反正国库统计还不是那么回事，小民再精也无用。
当然，这一切要浪费掉菲尔普斯许多进行游泳训练的宝贵时光，但为了国家的利益，绝对值得。至于到下一届奥运会，如果菲尔普斯因此一块奖牌也拿不到，预赛就被淘汰了，你也要充分理解并支持。
不过这一切，好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不大可能做得到，因为他们都是些傻瓜。正如或人所云：什么样的人民，便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下，便会是些什么样的人民。
行文至此，猛然省悟到，这已不仅是对美国“说三道四”，而且涉嫌“干涉美国内政”了，于是赶快打住。
但我并不怕，正如我那位朋友说的，我们有骂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难道还怕你美国不成？
再清醒点
以下数据现在看来还是很令人震惊！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
东德的奥运会金牌总数，两次超过美国，通常几倍于西德，德国统一前夕：
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
西德經濟競爭力曾排名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三萬八千美元，但統一後，德國的全球排名降至第十五，國民所得降至兩萬兩千美元，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十五年來西德受拖累仍極嚴重.已援助德東達美金1萬9千億.現每年還在援助德東達美金1千億以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一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跟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深圳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2，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
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2。西德获得11枚金牌。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
东德的奥运会金牌总数，两次超过美国，通常几倍于西德，德国统一前夕：
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
西德經濟競爭力曾排名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三萬八千美元，但統一後，德國的全球排名降至第十五，國民所得降至兩萬兩千美元，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十五年來西德受拖累仍極嚴重.已援助德東達美金1萬9千億.現每年還在援助德東達美金1千億以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一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跟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深圳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2，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
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2。西德获得11枚金牌。
真正大国心态
时光再回溯四年，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决赛，美国选手埃蒙斯卫冕已经毫无悬念，然而最后一枪，埃蒙斯射击，电脑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他显得非常困惑。他找现场裁判，经过讨论后，裁判判罚埃蒙斯脱靶，得到0环。就这样，中国选手贾占波不可思议的获得金牌。埃蒙斯那枪如果没打歪，中国队根本拿不到那块金牌。记得那年我正在高三补习，一时间，贾占波意外获金成了学校里广为流传的希腊神话。
而历史，却又是如此相似。4年后，就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50米三种姿势步枪决赛中，同样是美国老手埃蒙斯，同样是几乎毫无悬念的最后一枪，希腊神话居然再次上演：埃蒙斯在倒数第二轮领先将近4环的情况下，最后一轮仅打出了4.4环，再一次在最后时刻将金牌拱手送给了中国选手。
埃蒙斯的4.4环，让中国选手邱剑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而自己却以第四名的成绩无缘奖牌。
作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我为邱剑为祖国有摘取了一枚金牌感到骄傲。然而，更令我感动的却是下面一幕：
4.4环，让坐在看台上的妻子卡特琳娜-埃蒙斯瞪大了眼睛，然后，张开双臂给了丈夫一个深情地拥抱，其实，对于埃蒙斯来说，还有什么比妻子的这一拥抱还珍贵呢？
4年前，埃蒙斯因为脱靶的悲情一幕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捷克射击选手卡特琳娜-埃蒙斯，虽然有失去金牌的悲痛，但收获爱情让他因祸得福。今天，他依然与金牌失之交臂；但是他不该悲伤，因为他有一位懂得安慰体贴他的美丽妻子，会给他以深情的拥抱。
接下来，埃蒙斯走过来，像妻子拥抱他一样，拥抱了中国选手邱剑，对他表示祝贺，并同时向银牌和铜牌得主表示祝贺，这样的时刻让人看着有些不忍。
这个4.4环，让埃蒙斯失去了到手的金牌。
这个4.4环，让埃蒙斯与妻子共同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浪漫成为了奢望。
这个4.4环，在埃蒙斯四年前的伤口上撒上了一把盐。
即使这样，埃蒙斯并没有很颓废地离开，相反，他表现地是如此地有风度！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布什总统在玫瑰园设宴欢送美国代表团时所说的话：
"In Beijing, you'll also represent our nation's character. As ambassadors of
goodwill, you will be humble in victory and gracious in defeat. And by showing
respect for your competitors, you will demonstrate America's respect for the world."
作为埃蒙斯，他做到了，他做到了在失败面前的谈笑自若，做到了对竞争者的尊重，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国家对于世界的尊重。
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情怀，大国心态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在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奥运会，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在亿万儿女扬眉吐气的同时，我们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大国心态，这种宽容不狭隘，有风度不偏激，这种尊重世界的心态。
今天，中国的发展壮大，不免会引来猜疑的目光，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学会面对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声音，拿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做一个真正的大国民！
作者：徐明琛
What an accident it is! There is still no accident. 只是其妙到毫巅之处在哪呢？
而历史，却又是如此相似。4年后，就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50米三种姿势步枪决赛中，同样是美国老手埃蒙斯，同样是几乎毫无悬念的最后一枪，希腊神话居然再次上演：埃蒙斯在倒数第二轮领先将近4环的情况下，最后一轮仅打出了4.4环，再一次在最后时刻将金牌拱手送给了中国选手。
埃蒙斯的4.4环，让中国选手邱剑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而自己却以第四名的成绩无缘奖牌。
作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我为邱剑为祖国有摘取了一枚金牌感到骄傲。然而，更令我感动的却是下面一幕：
4.4环，让坐在看台上的妻子卡特琳娜-埃蒙斯瞪大了眼睛，然后，张开双臂给了丈夫一个深情地拥抱，其实，对于埃蒙斯来说，还有什么比妻子的这一拥抱还珍贵呢？
4年前，埃蒙斯因为脱靶的悲情一幕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捷克射击选手卡特琳娜-埃蒙斯，虽然有失去金牌的悲痛，但收获爱情让他因祸得福。今天，他依然与金牌失之交臂；但是他不该悲伤，因为他有一位懂得安慰体贴他的美丽妻子，会给他以深情的拥抱。
接下来，埃蒙斯走过来，像妻子拥抱他一样，拥抱了中国选手邱剑，对他表示祝贺，并同时向银牌和铜牌得主表示祝贺，这样的时刻让人看着有些不忍。
这个4.4环，让埃蒙斯失去了到手的金牌。
这个4.4环，让埃蒙斯与妻子共同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浪漫成为了奢望。
这个4.4环，在埃蒙斯四年前的伤口上撒上了一把盐。
即使这样，埃蒙斯并没有很颓废地离开，相反，他表现地是如此地有风度！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布什总统在玫瑰园设宴欢送美国代表团时所说的话：
"In Beijing, you'll also represent our nation's character. As ambassadors of
goodwill, you will be humble in victory and gracious in defeat. And by showing
respect for your competitors, you will demonstrate America's respect for the world."
作为埃蒙斯，他做到了，他做到了在失败面前的谈笑自若，做到了对竞争者的尊重，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国家对于世界的尊重。
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情怀，大国心态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在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奥运会，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在亿万儿女扬眉吐气的同时，我们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大国心态，这种宽容不狭隘，有风度不偏激，这种尊重世界的心态。
今天，中国的发展壮大，不免会引来猜疑的目光，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学会面对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声音，拿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做一个真正的大国民！
作者：徐明琛
What an accident it is! There is still no accident. 只是其妙到毫巅之处在哪呢？
当爱成为病态需求
当爱成为病态需求————兼致友人
克里希那穆提曾说，世界的失序乃因人心的失序，如果每个人都能将内心调至和谐，那就不会有战争。伟大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各种问题，都源于人的生物本能。战争就是人们死亡本能在作祟。虽然弗洛伊德忽视了人社会性的一面，但他强调的个体精神病角度，仍然切中了社会病的要害。
从某种意义来说，人人都是神经症患者。吾友萧瀚认为应该用美爱精神来拯救病入膏肓的父权文明，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卡伦.霍尼、阿德勒、弗兰克尔、弗洛姆等人，都或多或少指出父权文明建立的根基有违人性，但是我认为，即使女性是美爱精神的象征，仍无法担当拯救男性，更新文明的重任。最根本的问题同样是，我们的社会所拥有的爱情为病态的爱情。
卡伦.霍尼在《我们的病态人格》中提出的其中一种病态人格就是对关爱的病态需求。这样的人感到极度孤独、无助，非常需要他人的关爱，然而无论他人给予他们多少关爱，他都不会满足，最终会演变成他成为一个无底洞，他身边的人全都被他攫取一空，而他仍然认为没有一个人爱他。
这种病态的爱在爱情上会强有力地体现出来。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你会觉得他是你的全部，他的一颦一笑是你欢乐的原因，他的冷淡、拒绝又无时不令人猜疑、焦虑，所以爱是时时需要求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感受不到爱人的爱时会猜疑、焦虑？表面原因是爱人给予的爱不够，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不信任，不信任他是爱我的，不信任在他不爱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是快乐的。我们把人格附着于爱人身上，以他为中心生活，自以为这是伟大的牺牲，实际上是在渴求无条件的爱。
这样的病态人格在女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原因在于文化传统只给予了女人一条成功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爱是女人唯一的手段和方法，失去爱，就会失去一切。《橘子红了》中耀辉和秀禾相爱受阻，秀禾唯有一死，原因也在于传统社会堵死了女人其他快乐和幸福的途径。即使是现代社会，因为歧视仍然大量存在，以及女性习惯性的自我贬抑，也导致女人在爱情面前，更为脆弱。我常常感到，很多优秀的女性仍然难以脱俗，她们最比不上男人的就是眼界不开、胸襟不广，易沉迷于个人世界，沉迷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
改变这种病态爱情，女人无需学习男人，怀揣野心征服世界。我一直不喜欢“征服”两个字，征服把人和世界人为地割裂开来，在征服的过程中，也将人的两种本能对立起来。父权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尼采从古希腊人身上发现了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前者为人类缔造秩序、控制世界的能力；后者是人类从“个体原则”摆脱出来的迷狂状态。两种不同的精神反映了人类这种灵性生物的特杂，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发现自己不同于世界。人的独立意识带来的有限感和无力感，几乎让人难以忍受，这就需要狄俄尼索斯引领人回归本体。
为了克服孤独和无助，人需要感到和他人的联结。这种联结有很多种，比如控制与依附、施虐和受虐，以及爱。我们所说的爱尤其是爱情，大多数是前两种，是为了克服自身的孤独和焦虑，向外寻找一个人来满足自身的匮乏。这种模式是要求一方为另一方负责，为他的开心与否、幸福与否负责，而忘了开心、幸福的负责人只能是自己。
失去了一个人的爱不可怕，失去了整个世界的爱才可怕。这样的人是没法继续活下去的，这也是一些人为情所苦自杀的原因。如何才能在失去个体的爱时感受到世界的爱？这就需要从小培养独立的感情人格，一个自足的人，他才有给予爱的能力。爱的前提，建立在尊重被爱的人的自由上，如若不是，那就是专制。
爱情是一种能量。在我看来，健康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当你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肯定之情时，你会给予对方爱，对方若对你也产生了强烈的肯定之情，必会回应你，给予你同等的爱。如果未获回应，或者回应不够，你多余的能量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释放掉。其实这种能量是十分巨大的，如果用于创造，必将创造出巨大的成就。生命其实丰富多彩，当你不能爱单个的人时，你还可以爱着抽象的爱，这样人的无限感和孤独感就得到了克服，痛苦也没有容身之地。
克里希那穆提曾说，世界的失序乃因人心的失序，如果每个人都能将内心调至和谐，那就不会有战争。伟大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各种问题，都源于人的生物本能。战争就是人们死亡本能在作祟。虽然弗洛伊德忽视了人社会性的一面，但他强调的个体精神病角度，仍然切中了社会病的要害。
从某种意义来说，人人都是神经症患者。吾友萧瀚认为应该用美爱精神来拯救病入膏肓的父权文明，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卡伦.霍尼、阿德勒、弗兰克尔、弗洛姆等人，都或多或少指出父权文明建立的根基有违人性，但是我认为，即使女性是美爱精神的象征，仍无法担当拯救男性，更新文明的重任。最根本的问题同样是，我们的社会所拥有的爱情为病态的爱情。
卡伦.霍尼在《我们的病态人格》中提出的其中一种病态人格就是对关爱的病态需求。这样的人感到极度孤独、无助，非常需要他人的关爱，然而无论他人给予他们多少关爱，他都不会满足，最终会演变成他成为一个无底洞，他身边的人全都被他攫取一空，而他仍然认为没有一个人爱他。
这种病态的爱在爱情上会强有力地体现出来。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你会觉得他是你的全部，他的一颦一笑是你欢乐的原因，他的冷淡、拒绝又无时不令人猜疑、焦虑，所以爱是时时需要求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感受不到爱人的爱时会猜疑、焦虑？表面原因是爱人给予的爱不够，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不信任，不信任他是爱我的，不信任在他不爱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是快乐的。我们把人格附着于爱人身上，以他为中心生活，自以为这是伟大的牺牲，实际上是在渴求无条件的爱。
这样的病态人格在女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原因在于文化传统只给予了女人一条成功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爱是女人唯一的手段和方法，失去爱，就会失去一切。《橘子红了》中耀辉和秀禾相爱受阻，秀禾唯有一死，原因也在于传统社会堵死了女人其他快乐和幸福的途径。即使是现代社会，因为歧视仍然大量存在，以及女性习惯性的自我贬抑，也导致女人在爱情面前，更为脆弱。我常常感到，很多优秀的女性仍然难以脱俗，她们最比不上男人的就是眼界不开、胸襟不广，易沉迷于个人世界，沉迷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
改变这种病态爱情，女人无需学习男人，怀揣野心征服世界。我一直不喜欢“征服”两个字，征服把人和世界人为地割裂开来，在征服的过程中，也将人的两种本能对立起来。父权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尼采从古希腊人身上发现了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前者为人类缔造秩序、控制世界的能力；后者是人类从“个体原则”摆脱出来的迷狂状态。两种不同的精神反映了人类这种灵性生物的特杂，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发现自己不同于世界。人的独立意识带来的有限感和无力感，几乎让人难以忍受，这就需要狄俄尼索斯引领人回归本体。
为了克服孤独和无助，人需要感到和他人的联结。这种联结有很多种，比如控制与依附、施虐和受虐，以及爱。我们所说的爱尤其是爱情，大多数是前两种，是为了克服自身的孤独和焦虑，向外寻找一个人来满足自身的匮乏。这种模式是要求一方为另一方负责，为他的开心与否、幸福与否负责，而忘了开心、幸福的负责人只能是自己。
失去了一个人的爱不可怕，失去了整个世界的爱才可怕。这样的人是没法继续活下去的，这也是一些人为情所苦自杀的原因。如何才能在失去个体的爱时感受到世界的爱？这就需要从小培养独立的感情人格，一个自足的人，他才有给予爱的能力。爱的前提，建立在尊重被爱的人的自由上，如若不是，那就是专制。
爱情是一种能量。在我看来，健康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当你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肯定之情时，你会给予对方爱，对方若对你也产生了强烈的肯定之情，必会回应你，给予你同等的爱。如果未获回应，或者回应不够，你多余的能量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释放掉。其实这种能量是十分巨大的，如果用于创造，必将创造出巨大的成就。生命其实丰富多彩，当你不能爱单个的人时，你还可以爱着抽象的爱，这样人的无限感和孤独感就得到了克服，痛苦也没有容身之地。
好社会和坏社会
什么是好社会？什么是坏社会？中国从前穷得叮当响，大家勒紧了裤腰面带菜色神色凄惶，肯定不是什么好社会。连独裁国家都知道说生存权是第一人权哩。不过像现在这样富得流油，到海外挥金如土，令各国人民刮目相看也未必是好社会。这就好比瘦猪增肥之后，依然是猪，而不是人一个道理。因为他并未按人的标准活着。
一个能促使个体自由、幸福地生长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好社会的制度安排符合人性，个体能够真实地，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生存，并且发挥自己的潜能，追求个体的自由和幸福。反之则是坏社会。
“真实生存”可以评判一个社会到底是盛世，还是长满疮的“剩柿”。“真实生存”在这里的含义绝不是指按照自己信以为真的信念行动，纳粹、斯大林极权下的狂热分子们都认为反犹、杀死反革命都是真理。真实生存要求他生命的支撑应是爱和理性，而不是为了得到任何权威的庇护，不是为了屠杀、凌辱同类，不是为了从自然界和同类手中掠夺更多的资源。
显然，中国人活在一个完全和“真实生存”背道而驰的社会。自打生下来会说话起，爹妈、学校就开始教育我们如何应对这个撒谎成性的社会，应对的方法就是以撒谎对撒谎。我十岁的小友一直为老师叫她撒谎而惶恐不安。学校的上级要来视察，老师安排她接受上级领导问话，叮嘱她说，要是问到学校是否开展了某种教育，你一定要回答是。“明明学校没搞着这种教育嘛，我到底说不定或真话呢？”这件事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哦，实在是个太大的折磨。
有多少中国人不是这么折磨过来的？小到为了家庭利益、学校利益、单位利益，大到为了国家利益，在各种“集体利益”至上的口号下，我们心甘情愿地撒谎，听到别人撒谎也甘之如饴。久而久之，真相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愿意真实地活着的人成了罪人，成了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人。
希望真实生存的人是痛苦的人。因为他无法适应这个谎言社会，他感到了社会的需求和他心灵之间的撕扯和分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将人“异化”，其实“异化”最严重的是极权国家，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极权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一群一群的消费人，以征服自然界，建立物质文明的目标，具体的行为便是追求金钱、权力。他们的人生走向是向外的，忽略了从内部寻找存在的根本，失去了和世界本来的爱与美的联结。外在的成功和内在的人性的割裂，是其异化的特征。
而权贵资本主义极权国家的“异化”是双重异化，第一层是外在异化，染上了市场社会消费人的恶习；第二层是内在异化，本来是为了寻找灵魂，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不得不说这是人类的悲哀。极权体制大多诞生于落后国家，原因并不在于教科书上所说的专制统治基础薄弱，而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心理成熟度要远低于文明较高的国家。去除奴役枷锁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将自由交给了抽象的国家、政党，企图将个体责任转移到由卡理斯码身上。
有一定的诱因，人类懦弱和寻求心灵安宁的本能会使之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病的人会热爱奴役他的人，离开了权威的施虐行为便无法生存。落后国家的人民心理成熟度低，没有自由能力，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中国，数千年从未以单个的个体存在过，从不知自由为何物，他的内心深处是渴望被统治的，哪怕是暴君统治，也比没有君主统治强。暴君在，再差也还有个依靠，暴君没有了，连主心骨都没有了，活下去有何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存对于兼具兽性和神性的人类来说，是最大的痛苦。为什么东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么容易勾兑到一起，民族心理基础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重“异化”，尚不需要太多的谎言。第二重“异化”，一定需要谎言支撑。谎言构筑的是权威统治的大厦，它只有一个意义，说谎意味着你服从于我。说谎要公开，要的也是服从，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袒露“我忠诚于你”的心迹，它的潜台词是：为了你的利益我愿意心口不一，所以你要保护我，你不能抛下我不管；我为你生为你死，我是你的人，你要用“爱”来回报我。
谎言统治最害怕的是有独立的人格的人。因为他们只受爱和理性的指引，说出他们认为的真理。他拒绝卡理斯玛替他思考，他把国家利益撇在一边，他考虑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他同侵犯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行为做抗争，不管这种行为是针对他的，还是别人的。他是谎言统治大厦的“蛀虫”，他的真话一点一点蛀掉谎言根基，最终导致大厦砰然倒塌。
极权国家最聪明最狡猾的做法就是把新闻媒体这条天然的“真话蛀虫”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也是上个世纪那么多极权国家一夜之间全部变色之后，仍有少数极权国家岿然不动的原因。控制这条真话“蛀虫”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防止它蛀掉谎言根基，二是可以利用它发声，继续用谎言添砖加瓦，加固大厦。只可惜说谎和新闻媒体的本性不符，无论如何控制，新闻媒体都要挣扎这按着自己本来的方向生长，就像向日葵一样，无论你怎么摁住它，它始终要向着太阳转。极权社会能维持多久，首先要看这场谎言拉锯战能持续多久。
对大多数来说，“真实生存”是痛苦的，你会被社会的谎言主流抛弃，成为一个神经症患者。做一个遭受奴役而痛苦的人，还是做一个孤独的神经症患者？在极权国家，这是个痛苦的选择。不幸而又幸运的是，我选择了做一条“真话蛀虫”，而且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转贴 作者蓝莲花
一个能促使个体自由、幸福地生长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好社会的制度安排符合人性，个体能够真实地，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生存，并且发挥自己的潜能，追求个体的自由和幸福。反之则是坏社会。
“真实生存”可以评判一个社会到底是盛世，还是长满疮的“剩柿”。“真实生存”在这里的含义绝不是指按照自己信以为真的信念行动，纳粹、斯大林极权下的狂热分子们都认为反犹、杀死反革命都是真理。真实生存要求他生命的支撑应是爱和理性，而不是为了得到任何权威的庇护，不是为了屠杀、凌辱同类，不是为了从自然界和同类手中掠夺更多的资源。
显然，中国人活在一个完全和“真实生存”背道而驰的社会。自打生下来会说话起，爹妈、学校就开始教育我们如何应对这个撒谎成性的社会，应对的方法就是以撒谎对撒谎。我十岁的小友一直为老师叫她撒谎而惶恐不安。学校的上级要来视察，老师安排她接受上级领导问话，叮嘱她说，要是问到学校是否开展了某种教育，你一定要回答是。“明明学校没搞着这种教育嘛，我到底说不定或真话呢？”这件事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哦，实在是个太大的折磨。
有多少中国人不是这么折磨过来的？小到为了家庭利益、学校利益、单位利益，大到为了国家利益，在各种“集体利益”至上的口号下，我们心甘情愿地撒谎，听到别人撒谎也甘之如饴。久而久之，真相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愿意真实地活着的人成了罪人，成了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人。
希望真实生存的人是痛苦的人。因为他无法适应这个谎言社会，他感到了社会的需求和他心灵之间的撕扯和分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将人“异化”，其实“异化”最严重的是极权国家，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极权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一群一群的消费人，以征服自然界，建立物质文明的目标，具体的行为便是追求金钱、权力。他们的人生走向是向外的，忽略了从内部寻找存在的根本，失去了和世界本来的爱与美的联结。外在的成功和内在的人性的割裂，是其异化的特征。
而权贵资本主义极权国家的“异化”是双重异化，第一层是外在异化，染上了市场社会消费人的恶习；第二层是内在异化，本来是为了寻找灵魂，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不得不说这是人类的悲哀。极权体制大多诞生于落后国家，原因并不在于教科书上所说的专制统治基础薄弱，而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心理成熟度要远低于文明较高的国家。去除奴役枷锁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将自由交给了抽象的国家、政党，企图将个体责任转移到由卡理斯码身上。
有一定的诱因，人类懦弱和寻求心灵安宁的本能会使之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病的人会热爱奴役他的人，离开了权威的施虐行为便无法生存。落后国家的人民心理成熟度低，没有自由能力，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中国，数千年从未以单个的个体存在过，从不知自由为何物，他的内心深处是渴望被统治的，哪怕是暴君统治，也比没有君主统治强。暴君在，再差也还有个依靠，暴君没有了，连主心骨都没有了，活下去有何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存对于兼具兽性和神性的人类来说，是最大的痛苦。为什么东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么容易勾兑到一起，民族心理基础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重“异化”，尚不需要太多的谎言。第二重“异化”，一定需要谎言支撑。谎言构筑的是权威统治的大厦，它只有一个意义，说谎意味着你服从于我。说谎要公开，要的也是服从，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袒露“我忠诚于你”的心迹，它的潜台词是：为了你的利益我愿意心口不一，所以你要保护我，你不能抛下我不管；我为你生为你死，我是你的人，你要用“爱”来回报我。
谎言统治最害怕的是有独立的人格的人。因为他们只受爱和理性的指引，说出他们认为的真理。他拒绝卡理斯玛替他思考，他把国家利益撇在一边，他考虑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他同侵犯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行为做抗争，不管这种行为是针对他的，还是别人的。他是谎言统治大厦的“蛀虫”，他的真话一点一点蛀掉谎言根基，最终导致大厦砰然倒塌。
极权国家最聪明最狡猾的做法就是把新闻媒体这条天然的“真话蛀虫”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也是上个世纪那么多极权国家一夜之间全部变色之后，仍有少数极权国家岿然不动的原因。控制这条真话“蛀虫”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防止它蛀掉谎言根基，二是可以利用它发声，继续用谎言添砖加瓦，加固大厦。只可惜说谎和新闻媒体的本性不符，无论如何控制，新闻媒体都要挣扎这按着自己本来的方向生长，就像向日葵一样，无论你怎么摁住它，它始终要向着太阳转。极权社会能维持多久，首先要看这场谎言拉锯战能持续多久。
对大多数来说，“真实生存”是痛苦的，你会被社会的谎言主流抛弃，成为一个神经症患者。做一个遭受奴役而痛苦的人，还是做一个孤独的神经症患者？在极权国家，这是个痛苦的选择。不幸而又幸运的是，我选择了做一条“真话蛀虫”，而且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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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快乐、痛苦断想
通常意义上，爱被理解为付出、得到，再付出，再得到。如果双方爱的程度相当，还好一点。如果爱得不平衡，就很容易纠缠于细节。今天我送了你一束玫瑰花，表明我爱你，为什么你答应送我巧克力的却忘了？他对我说了某某话，是不是意味着爱我？或者说意味着不爱我？他到底爱不爱我？爱得多深？殊不知，这种纠缠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很容易变成利益计较。“一个人永远无法确知另一个人如何看他，一旦要求确知，这种确定性的要求就是一个人遭受到的最残酷的折磨。”美国思想家阿兰。布鲁姆的这句话让我记忆非常深刻。他是在写奥赛罗为什么会受伊阿古的怂恿，杀死苔丝德蒙娜。用来描述陷入爱中的人尤其是女人的心理也是很准确的。 老是猜疑到底谁爱得多，对谁更不公平，这样的爱怎能快乐？因为在猜疑以及猜疑引发的妒忌中，负面情绪会大量积累，而且两个人会互相感染，形成恶性循环。
另一种痛苦就是失去的痛苦。爱人不爱我了，走了，通常人都会感到心被掏空了的痛楚。这是大多数人的体验，失恋但仍然能保持快乐的人非常少见。失去会痛苦，因为我们想得到，我们设想拥有的东西是固定不变的。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和愉悦的体验，我们对其永恒的渴望就越强烈。一旦永恒不再，那就天崩地裂。女人用生命去爱，所以痛得越深。
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就跟人天生地需要寻找另一半结合一样。但是一个内心完满自足的人是可以没有爱情的，比如克里希那穆提等宗教大师，并不需要通过爱一个女性来感受到爱。后者是我们平常人的做法。爱是非常抽象难以形容的，我们通过爱一个具体的人来体验爱，但我们把爱和爱的对象固化在一起。当你爱TA的时候，你感到了和世界的联结，而当TA离开的时候，你觉得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因为你失去了这个联结。孤立的自我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为人本质上是一种心灵动物，他的心智和世界已然分离。而动物和婴儿和世界浑然一体，感受不到分离，所以他们自足而愉快。
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领悟。我们感到痛苦得活不下去的时候，是把爱和爱的对象混同为一起了，以为失去了爱的对象，连爱都失去了。路易斯在《四种爱》中提出的圣爱，我认为指的就是这个联结，它直指生命的本源。而爱情让两个相爱的人融为一体，极容易感受到生命的本源，然而爱情的个体性又注定了这个联结随时都可能失去。爱情是易碎多变的，唯有圣爱永恒不变。这里的圣爱并非仅指上帝之爱，它的外化形式有很多种。对他人真心地关怀；从事各种创造活动，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探索宇宙和自然界的奥秘，艺术创作、文学创作等等。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投入。一个全身心投入生命的人，他回归到本体，达到无我的状态，体会到的是宁静、喜悦，此时孤独和痛苦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通常爱得越深，爱和爱的对象结合得就越紧。如果能够察觉这其中的不同，即使是失去了单个人的爱，也不会感到失去了对整个宇宙的爱；即使是刹那间痛断肝肠，几无活下去的勇气，也会很快超越痛苦。爱情中的痛苦是用来超越的，而不是简单地将其遗忘。痛苦被超越后，我们就会慢慢获得快乐的能力。所以要感谢痛苦，要感谢那些带给我们痛苦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的品质得以提升，朝幸福又迈进了一步。
肖邦对乔治。桑，勃拉姆斯对克拉拉。舒曼，金岳霖对林徽因，不能相守爱却持续了一生，我一直很难理解。后来意识到，这种对单个对象的爱一定是要超越的，成为圣爱，否则按常人的爱情模式是不可能做到的。
爱情，完全可以不痛苦，完全可以快乐。因为爱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信仰。
另一种痛苦就是失去的痛苦。爱人不爱我了，走了，通常人都会感到心被掏空了的痛楚。这是大多数人的体验，失恋但仍然能保持快乐的人非常少见。失去会痛苦，因为我们想得到，我们设想拥有的东西是固定不变的。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和愉悦的体验，我们对其永恒的渴望就越强烈。一旦永恒不再，那就天崩地裂。女人用生命去爱，所以痛得越深。
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就跟人天生地需要寻找另一半结合一样。但是一个内心完满自足的人是可以没有爱情的，比如克里希那穆提等宗教大师，并不需要通过爱一个女性来感受到爱。后者是我们平常人的做法。爱是非常抽象难以形容的，我们通过爱一个具体的人来体验爱，但我们把爱和爱的对象固化在一起。当你爱TA的时候，你感到了和世界的联结，而当TA离开的时候，你觉得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因为你失去了这个联结。孤立的自我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为人本质上是一种心灵动物，他的心智和世界已然分离。而动物和婴儿和世界浑然一体，感受不到分离，所以他们自足而愉快。
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领悟。我们感到痛苦得活不下去的时候，是把爱和爱的对象混同为一起了，以为失去了爱的对象，连爱都失去了。路易斯在《四种爱》中提出的圣爱，我认为指的就是这个联结，它直指生命的本源。而爱情让两个相爱的人融为一体，极容易感受到生命的本源，然而爱情的个体性又注定了这个联结随时都可能失去。爱情是易碎多变的，唯有圣爱永恒不变。这里的圣爱并非仅指上帝之爱，它的外化形式有很多种。对他人真心地关怀；从事各种创造活动，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探索宇宙和自然界的奥秘，艺术创作、文学创作等等。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投入。一个全身心投入生命的人，他回归到本体，达到无我的状态，体会到的是宁静、喜悦，此时孤独和痛苦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通常爱得越深，爱和爱的对象结合得就越紧。如果能够察觉这其中的不同，即使是失去了单个人的爱，也不会感到失去了对整个宇宙的爱；即使是刹那间痛断肝肠，几无活下去的勇气，也会很快超越痛苦。爱情中的痛苦是用来超越的，而不是简单地将其遗忘。痛苦被超越后，我们就会慢慢获得快乐的能力。所以要感谢痛苦，要感谢那些带给我们痛苦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的品质得以提升，朝幸福又迈进了一步。
肖邦对乔治。桑，勃拉姆斯对克拉拉。舒曼，金岳霖对林徽因，不能相守爱却持续了一生，我一直很难理解。后来意识到，这种对单个对象的爱一定是要超越的，成为圣爱，否则按常人的爱情模式是不可能做到的。
爱情，完全可以不痛苦，完全可以快乐。因为爱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信仰。
中国人快乐的四大法则
中国人快乐的四大法则
在这样的社会，有几个人能快乐起来？罗素在《幸福之路》中教大家如何寻找快乐，如何求得内心的宁静。傅雷译的版本，文字非常优美，罗素妙语如珠，可我看了仍然心情沉重。
思索良久，我终于得出如下结论，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商业化、组织化、官僚化的社会里，如果你要快乐，须遵守下面的4条法则。不过这些快乐法则属于“非坏人”的快乐法则，坏人不必遵守。而且中国人这么“快乐”下去，会不会集体变成变态狂，我可不知道。
一、愚昧
要有知识，但不要有思想。最好学一门专业技术（你吃饭的本钱），无论是修锁、修车，还是软件开发，写程序都可以，就是不要涉足人文学科。更不要看任何有关哲学、政治方面的书。一句话，要愚昧，要轻信，要盲从，自己不要思考，让别人替你思考。无论是对报纸上的长篇大论，还是对自己本单位的领导，都要深信不疑。要做到坚决不看负面新闻，最好一辈子都只看一本书。这种生活原则一直被主旋律大力提倡，有助于幸福指数的提高。
二、虚伪（准确说是一定程度的虚伪）
对于一些不够愚昧的人来说，做到第一条就比较困难，还好，还有第二条可以补救。那就是假装愚昧。领导说员工应该降薪，无论你内心如何不赞成，无论你在心里如何咒骂他蠢笨、刻薄，你都要强颜欢笑。即便你脸皮薄，说不出“您决策英明”这类话，那起码应该说个“好”字。
记住，随时随地说“好”，随时随地告诉自己虚伪一些。
三、沉默
如果“好”字说出来也困难，那还有一个选择，沉默。开大会沉默，开小会沉默，不开会还是沉默。什么也不说，只管自己闷头吃饭，卖力干活，累了睡觉，醒来第二天太阳照样明晃晃。
四、麻木
这是最高境界。年轻人的神经都比较敏感，看到不平之事心中就气愤，就想有所行动。实际上这种做法很不智。因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已经被高度组织化了。你应该在哪个医院出生，死了进那个公墓都是定好的，个人力量是极其微小的，你想改变某些事情，就要和庞大的组织作对，无异于蚍蜉撼树，不仅没用，还可能被掉下来的树枝压死。如果能从“眼不见心不烦”修炼到“眼见了心也不烦”，那就成正果了。
在这样的社会，有几个人能快乐起来？罗素在《幸福之路》中教大家如何寻找快乐，如何求得内心的宁静。傅雷译的版本，文字非常优美，罗素妙语如珠，可我看了仍然心情沉重。
思索良久，我终于得出如下结论，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商业化、组织化、官僚化的社会里，如果你要快乐，须遵守下面的4条法则。不过这些快乐法则属于“非坏人”的快乐法则，坏人不必遵守。而且中国人这么“快乐”下去，会不会集体变成变态狂，我可不知道。
一、愚昧
要有知识，但不要有思想。最好学一门专业技术（你吃饭的本钱），无论是修锁、修车，还是软件开发，写程序都可以，就是不要涉足人文学科。更不要看任何有关哲学、政治方面的书。一句话，要愚昧，要轻信，要盲从，自己不要思考，让别人替你思考。无论是对报纸上的长篇大论，还是对自己本单位的领导，都要深信不疑。要做到坚决不看负面新闻，最好一辈子都只看一本书。这种生活原则一直被主旋律大力提倡，有助于幸福指数的提高。
二、虚伪（准确说是一定程度的虚伪）
对于一些不够愚昧的人来说，做到第一条就比较困难，还好，还有第二条可以补救。那就是假装愚昧。领导说员工应该降薪，无论你内心如何不赞成，无论你在心里如何咒骂他蠢笨、刻薄，你都要强颜欢笑。即便你脸皮薄，说不出“您决策英明”这类话，那起码应该说个“好”字。
记住，随时随地说“好”，随时随地告诉自己虚伪一些。
三、沉默
如果“好”字说出来也困难，那还有一个选择，沉默。开大会沉默，开小会沉默，不开会还是沉默。什么也不说，只管自己闷头吃饭，卖力干活，累了睡觉，醒来第二天太阳照样明晃晃。
四、麻木
这是最高境界。年轻人的神经都比较敏感，看到不平之事心中就气愤，就想有所行动。实际上这种做法很不智。因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已经被高度组织化了。你应该在哪个医院出生，死了进那个公墓都是定好的，个人力量是极其微小的，你想改变某些事情，就要和庞大的组织作对，无异于蚍蜉撼树，不仅没用，还可能被掉下来的树枝压死。如果能从“眼不见心不烦”修炼到“眼见了心也不烦”，那就成正果了。
两点之间直线最长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数学常识。但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试图把北京和纽约这两个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折腾了半天，发现：两点之间直线最长。原因在于，地球是圆的，任何一点与另一点之间都无法直线连接，一旦想直线连接，连线必然沿切线直飞出去，很难与另一点连接在一起。唯有曲线连接，才是最短的距离。
这就是说，不在同一维度中两点之间无法直线连接，越想用直线连接，距离会越远。也就是，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中无法应用。
在幸福快乐方面，越想直线获得幸福快乐，越得不到幸福快乐。许多人走了一辈子，最后会发现越直接的路是离幸福快乐最遥远的路，且不通向任何目的地。
人生的路曲折没什么不好好，太直接反不好。一出生，什么都不感受体验，就直达坟墓，有什么好的？今天谈恋爱，明天就结婚，后天生孩子，大后天就寿终正寝，有什么好的？吃饭、上班、睡觉，再吃饭、再上班、再睡觉，有什么好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生命领域同样如此，如果师父直接告诉我们生命的奥秘，明天就去仙岛群岛洲，一是反而去不了，二是错过了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如果乐着、笑着、迷茫着、痛苦着、感受着、经历着、体验着，看起来是曲线，不直接，但实际情况是：修炼去执着，沟沟坎坎才是禅悟的阶梯，触及心灵的矛盾才是顿开茅塞的契机。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试图把北京和纽约这两个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折腾了半天，发现：两点之间直线最长。原因在于，地球是圆的，任何一点与另一点之间都无法直线连接，一旦想直线连接，连线必然沿切线直飞出去，很难与另一点连接在一起。唯有曲线连接，才是最短的距离。
这就是说，不在同一维度中两点之间无法直线连接，越想用直线连接，距离会越远。也就是，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中无法应用。
在幸福快乐方面，越想直线获得幸福快乐，越得不到幸福快乐。许多人走了一辈子，最后会发现越直接的路是离幸福快乐最遥远的路，且不通向任何目的地。
人生的路曲折没什么不好好，太直接反不好。一出生，什么都不感受体验，就直达坟墓，有什么好的？今天谈恋爱，明天就结婚，后天生孩子，大后天就寿终正寝，有什么好的？吃饭、上班、睡觉，再吃饭、再上班、再睡觉，有什么好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生命领域同样如此，如果师父直接告诉我们生命的奥秘，明天就去仙岛群岛洲，一是反而去不了，二是错过了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如果乐着、笑着、迷茫着、痛苦着、感受着、经历着、体验着，看起来是曲线，不直接，但实际情况是：修炼去执着，沟沟坎坎才是禅悟的阶梯，触及心灵的矛盾才是顿开茅塞的契机。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8年8月7日星期四
悼念索尔仁尼琴
不朽的异议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3日在莫斯科家中因脑中风（一说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他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以揭露前苏联的劳改制度而知名，代表作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病房》、《古拉格群岛》等等。如果仅用异议作家来概括索尔仁尼琴的一生，难免偏颇。他有从专制制度的不自觉者到自觉者、从顺从者到反抗者的过程。从人性良知角度理解，索尔仁尼琴一生是完整的。
索尔仁尼琴是前苏联共产制度的受害者和记录者，其父在一战中丧命，他作为遗腹子与当中学老师的母亲相依为命。二战爆发，他从安分守己的中学教师成为苏联红军炮兵大尉，因在与友人通信时“批评斯大林”，而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在战壕被逮捕，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后在1958年获得平反，从此开始他的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相继出版的140万字三卷本巨著《古拉格群岛》，全面记录了斯大林劳改制度的罪恶，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其实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在苏联大清洗时期，10个苏联人中即有一个被投进劳改营。只有他说出来了，或者说他比别人说得更多，哪怕被报复迫害。这正是他伟大之处。
他的伟大在于他在苏共制造的恐怖社会，以一个卑微者身份、毫不屈从地记录下制度之恶——他在战前的“中学教师”身份获得平反，却以业余的、异议的 “作家”开始写作历程，不断地揭黑幕，再次受到迫害——剥夺作家身份，驱逐出境，在西方流亡达20年。是异议作家造就了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前苏联异议知识分子高贵灵魂所抵达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也完成他从业余写作向专业作家的转换。在专制制度下，这不是单纯的身份转换，而表明了异议知识分子对抗专制制度姿态的持续性。他是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不可企及的其中一个目标，还可以有许多解读，不再赘述。
索尔仁尼琴以文学呈现出的魅力，不仅是现实主义写作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更在于用文学记录了恶制度的真相。他带给世界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有关制度的记述。那些有名有姓的被制度阉割者、被消灭者，不是作家凭想象虚构的，而是实地采访和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用文学有效干预了制度，这是他的最大价值。也同时表明，索尔仁尼琴不单是一个作家，也是揭开铁幕秘密的思想家，也是名符其实的公民记者。
萨伊德说“知识分子是业余者”，一直没能闹明白意思，直到我今天再次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履历，恍然有些明白了。这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得到很好的验证。索在大学读的是数理专业，职业曾是教师、军人、囚犯，从没受过文学和写作训练，但就是他这个“业余作家”，打破了共产意识形态与软骨作家合谋编造的制度骗局，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才是真实的。索尔仁尼琴敢于向独裁者斯大林及其继任者说不，给了这个世界一份惊醒。社会主义制度的恶，只有用无法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血淋淋受害者，才能被证明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绞肉机“——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否则会被独裁者口中喷出的国家、民族宏大话语蒙骗。
苏联革命文学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许多人的少年“处女读”，都是从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前苏联文学开始的，那都是被漂白的社会主义谎言，我们都曾受到多么可耻地欺骗和愚弄，索尔仁尼琴揭穿了被遮蔽的制度性谎言，虽然来得太晚，虽然许多中国读者至今不能读到“内部发行”的索氏作品。在专制国度，往往那些职业写作者或被政府豢养的作家，高度自律顺从权力，整个写作态度与邪恶意识形态意识同调，只以技术性和技巧性写作游刃于权力游戏规则之中，60年来的中国作家都是如此。现在中国有些鱼龙混杂的所谓知识分子，持官方立场却以民间姿态出现，很能迷惑人。
那些中国业余写作者凭个人体验、经历，更容易打破制度壁垒，藐视意识形态高压。这不是他们故意挑战规则，而是他们的表达欲被法律、意识形态释放的 “自由”假象迷惑，所谓无“知”者无畏；另外一种业余写作者，因为他们不用取悦讨好权势者，也不把写作当饭碗，完全出于人际和观点交流需要。这两种业余写作者都共同面临潜在的危险，那就是互联网为写作、人际交流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从而模糊了主流与异议的严格界限，但政府对言论控制的界限并不因互联网而弱化，相反大大得到强化，因此，他们很容易被“网特”抓住把柄，因言治罪。
多年来，我曾随意做过一个调查，我接触的大学中文系99.9%的毕业生，没听说过《古拉格群岛》，个别人仅知道索尔仁尼琴的名字。这证明教育的失败，更说明意识形态禁锢的可怕。我们曾经、正在走前苏联通往灭绝人性、自掘坟墓的路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怪兽，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的，它游荡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大陆100年，吞噬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好在它正在走向衰亡。
作为一个非中文专业者，我迟至1990年代才听说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原先以为自己青少年时期阅读前苏联有关战争、农庄和工厂文学，就是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全部——辽阔、美丽、无私、献身，却被欺骗得离谱，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2001年，有幸通过成都一位朋友，购得一套内部出版的《古拉格群岛》。天南海北，我都随身带着。我曾写有“制度的力量——重读《古拉格群岛》”，表达我对索尔仁尼琴的敬意，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感。
我们处在相似的制度之下，有相似的命运，是否有相同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去世，给它国仍然生活在“群岛”中的不自由的人，留下太多太多的孤独。
以一个异议者名义，向索尔仁尼琴先生献上最尊崇的敬意和爱！
安息吧，高贵的灵魂在天堂是不会孤独的。
索尔仁尼琴是前苏联共产制度的受害者和记录者，其父在一战中丧命，他作为遗腹子与当中学老师的母亲相依为命。二战爆发，他从安分守己的中学教师成为苏联红军炮兵大尉，因在与友人通信时“批评斯大林”，而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在战壕被逮捕，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后在1958年获得平反，从此开始他的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相继出版的140万字三卷本巨著《古拉格群岛》，全面记录了斯大林劳改制度的罪恶，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其实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在苏联大清洗时期，10个苏联人中即有一个被投进劳改营。只有他说出来了，或者说他比别人说得更多，哪怕被报复迫害。这正是他伟大之处。
他的伟大在于他在苏共制造的恐怖社会，以一个卑微者身份、毫不屈从地记录下制度之恶——他在战前的“中学教师”身份获得平反，却以业余的、异议的 “作家”开始写作历程，不断地揭黑幕，再次受到迫害——剥夺作家身份，驱逐出境，在西方流亡达20年。是异议作家造就了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前苏联异议知识分子高贵灵魂所抵达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也完成他从业余写作向专业作家的转换。在专制制度下，这不是单纯的身份转换，而表明了异议知识分子对抗专制制度姿态的持续性。他是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不可企及的其中一个目标，还可以有许多解读，不再赘述。
索尔仁尼琴以文学呈现出的魅力，不仅是现实主义写作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更在于用文学记录了恶制度的真相。他带给世界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有关制度的记述。那些有名有姓的被制度阉割者、被消灭者，不是作家凭想象虚构的，而是实地采访和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用文学有效干预了制度，这是他的最大价值。也同时表明，索尔仁尼琴不单是一个作家，也是揭开铁幕秘密的思想家，也是名符其实的公民记者。
萨伊德说“知识分子是业余者”，一直没能闹明白意思，直到我今天再次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履历，恍然有些明白了。这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得到很好的验证。索在大学读的是数理专业，职业曾是教师、军人、囚犯，从没受过文学和写作训练，但就是他这个“业余作家”，打破了共产意识形态与软骨作家合谋编造的制度骗局，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才是真实的。索尔仁尼琴敢于向独裁者斯大林及其继任者说不，给了这个世界一份惊醒。社会主义制度的恶，只有用无法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血淋淋受害者，才能被证明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绞肉机“——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否则会被独裁者口中喷出的国家、民族宏大话语蒙骗。
苏联革命文学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许多人的少年“处女读”，都是从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前苏联文学开始的，那都是被漂白的社会主义谎言，我们都曾受到多么可耻地欺骗和愚弄，索尔仁尼琴揭穿了被遮蔽的制度性谎言，虽然来得太晚，虽然许多中国读者至今不能读到“内部发行”的索氏作品。在专制国度，往往那些职业写作者或被政府豢养的作家，高度自律顺从权力，整个写作态度与邪恶意识形态意识同调，只以技术性和技巧性写作游刃于权力游戏规则之中，60年来的中国作家都是如此。现在中国有些鱼龙混杂的所谓知识分子，持官方立场却以民间姿态出现，很能迷惑人。
那些中国业余写作者凭个人体验、经历，更容易打破制度壁垒，藐视意识形态高压。这不是他们故意挑战规则，而是他们的表达欲被法律、意识形态释放的 “自由”假象迷惑，所谓无“知”者无畏；另外一种业余写作者，因为他们不用取悦讨好权势者，也不把写作当饭碗，完全出于人际和观点交流需要。这两种业余写作者都共同面临潜在的危险，那就是互联网为写作、人际交流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从而模糊了主流与异议的严格界限，但政府对言论控制的界限并不因互联网而弱化，相反大大得到强化，因此，他们很容易被“网特”抓住把柄，因言治罪。
多年来，我曾随意做过一个调查，我接触的大学中文系99.9%的毕业生，没听说过《古拉格群岛》，个别人仅知道索尔仁尼琴的名字。这证明教育的失败，更说明意识形态禁锢的可怕。我们曾经、正在走前苏联通往灭绝人性、自掘坟墓的路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怪兽，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的，它游荡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大陆100年，吞噬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好在它正在走向衰亡。
作为一个非中文专业者，我迟至1990年代才听说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原先以为自己青少年时期阅读前苏联有关战争、农庄和工厂文学，就是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全部——辽阔、美丽、无私、献身，却被欺骗得离谱，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2001年，有幸通过成都一位朋友，购得一套内部出版的《古拉格群岛》。天南海北，我都随身带着。我曾写有“制度的力量——重读《古拉格群岛》”，表达我对索尔仁尼琴的敬意，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感。
我们处在相似的制度之下，有相似的命运，是否有相同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去世，给它国仍然生活在“群岛”中的不自由的人，留下太多太多的孤独。
以一个异议者名义，向索尔仁尼琴先生献上最尊崇的敬意和爱！
安息吧，高贵的灵魂在天堂是不会孤独的。
2008年8月5日星期二
文质彬彬的彬
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遇难经过：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当时卞仲耘老师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十七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八月五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当时记录片片断）“< 群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解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群呼 >‘毛主席万岁！’。。。<现场解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此后‘宋彬彬’更名‘宋要武’，全国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
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 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去年9月实验中学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三点四十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件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 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五十二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当时卞仲耘老师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十七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八月五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当时记录片片断）“< 群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解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群呼 >‘毛主席万岁！’。。。<现场解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此后‘宋彬彬’更名‘宋要武’，全国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
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 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去年9月实验中学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三点四十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件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 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五十二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2008年8月1日星期五
'Major discovery' from MIT primed to unleash solar revolution
'Major discovery' from MIT primed to unleash solar revolution
Scientists mimic essence of plants' energy storage system
Anne Trafton, News Office
July 31, 2008
In a revolutionary leap that could transform solar power from a marginal, boutique alternative into a mainstream energy source, MIT researchers have overcome a major barrier to large-scale solar power: storing energy for use when the sun doesn't shine.
Until now, solar power has been a daytime-only energy source, because storing extra solar energy for later use is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and grossly inefficient. With today's announcement, MIT researchers have hit upon a simple, inexpensive, highly efficient process for storing solar energy.
Requiring nothing but abundant, non-toxic natural materials, this discovery could unlock the most potent, carbon-free energy source of all: the sun. "This is the nirvana of w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 years," said MIT's Daniel Nocera, the Henry Dreyfus Professor of Energy at MIT and senior author of a paper describing the work in the July 31 issue of Science. "Solar power has always been a limited, far-off solution. Now we can seriously think about solar power as unlimited and soon."
Inspired by the photosynthesis performed by plants, Nocera and Matthew Kanan,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Nocera's lab, have developed an unprecedented process that will allow the sun's energy to be used to split water into hydrogen and oxygen gases. Later, the oxygen and hydrogen may be recombined inside a fuel cell, creating carbon-free electricity to power your house or your electric car, day or night.
The key component in Nocera and Kanan's new process is a new catalyst that produces oxygen gas from water; another catalyst produces valuable hydrogen gas. The new catalyst consists of cobalt metal, phosphate and an electrode, placed in water. When electricity -- whether from a photovoltaic cell, a wind turbine or any other source -- runs through the electrode, the cobalt and phosphate form a thin film on the electrode, and oxygen gas is produced.
Combined with another catalyst, such as platinum, that can produce hydrogen gas from water, the system can duplicate the water splitting reaction that occurs during photosynthesis.
The new catalyst works at room temperature, in neutral pH water, and it's easy to set up, Nocera said. "That's why I know this is going to work. It's so easy to implement," he said.
'Giant leap' for clean energy
Sunlight ha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of any power source to solve the world's energy problems, said Nocera. In one hour, enough sunlight strikes the Earth to provide the entire planet's energy needs for one year.
James Barber, a leader in the study of photosynthesis who was not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called the discovery by Nocera and Kanan a "giant leap" toward generating clean, carbon-free energy on a massive scale.
"This is a major discovery with enorm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said Barber, the Ernst Chain Professor of Biochemistry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discovery cannot be overstated since it opens up the door for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ies for energy production thus reducing our dependence for fossil fuels and addressing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blem."
'Just the beginning'
Currently available electrolyzers, which split water with electricity and are often used industrially, are not suited for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because they are very expensive and require a highly basic (non-benign) environment th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hotosynthesis operates.
More engineering work needs to be done to integrate th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y into existing photovoltaic systems, but Nocera said he is confident that such systems will become a reality.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said Nocer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for the Solar Revolution Project funded by the Chesonis Family Foundation and co-Director of the Eni-MIT Solar Frontiers Center.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s really going to run with this."
Nocera hopes that within 10 years, homeowners will be able to power their homes in daylight through photovoltaic cells, while using excess solar energy to produce hydrogen and oxygen to power their own household fuel cell. Electricity-by-wire from a central source could be a thing of the past.
The project is part of the MIT Energy Initiative, a program designed to help transform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and to help build a bridge to that future by improving today's energy systems. MITEI Director Ernest Moniz, Cecil and Ida Green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Systems, noted that "this discovery in the Nocera lab demonstrates that mov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energy supply system to one based on renewables will depend heavily on frontier basic science."
The success of the Nocera lab shows the impact of a mixture of funding sources - governments, philanthropy, and industry. This project wa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by the Chesonis Family Foundation, which gave MIT $10 million this spring to launch the Solar Revolution Project, with a goal to make the large scale deployment of solar energy within 10 years.
Scientists mimic essence of plants' energy storage system
Anne Trafton, News Office
July 31, 2008
In a revolutionary leap that could transform solar power from a marginal, boutique alternative into a mainstream energy source, MIT researchers have overcome a major barrier to large-scale solar power: storing energy for use when the sun doesn't shine.
Until now, solar power has been a daytime-only energy source, because storing extra solar energy for later use is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and grossly inefficient. With today's announcement, MIT researchers have hit upon a simple, inexpensive, highly efficient process for storing solar energy.
Requiring nothing but abundant, non-toxic natural materials, this discovery could unlock the most potent, carbon-free energy source of all: the sun. "This is the nirvana of w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 years," said MIT's Daniel Nocera, the Henry Dreyfus Professor of Energy at MIT and senior author of a paper describing the work in the July 31 issue of Science. "Solar power has always been a limited, far-off solution. Now we can seriously think about solar power as unlimited and soon."
Inspired by the photosynthesis performed by plants, Nocera and Matthew Kanan,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Nocera's lab, have developed an unprecedented process that will allow the sun's energy to be used to split water into hydrogen and oxygen gases. Later, the oxygen and hydrogen may be recombined inside a fuel cell, creating carbon-free electricity to power your house or your electric car, day or night.
The key component in Nocera and Kanan's new process is a new catalyst that produces oxygen gas from water; another catalyst produces valuable hydrogen gas. The new catalyst consists of cobalt metal, phosphate and an electrode, placed in water. When electricity -- whether from a photovoltaic cell, a wind turbine or any other source -- runs through the electrode, the cobalt and phosphate form a thin film on the electrode, and oxygen gas is produced.
Combined with another catalyst, such as platinum, that can produce hydrogen gas from water, the system can duplicate the water splitting reaction that occurs during photosynthesis.
The new catalyst works at room temperature, in neutral pH water, and it's easy to set up, Nocera said. "That's why I know this is going to work. It's so easy to implement," he said.
'Giant leap' for clean energy
Sunlight ha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of any power source to solve the world's energy problems, said Nocera. In one hour, enough sunlight strikes the Earth to provide the entire planet's energy needs for one year.
James Barber, a leader in the study of photosynthesis who was not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called the discovery by Nocera and Kanan a "giant leap" toward generating clean, carbon-free energy on a massive scale.
"This is a major discovery with enorm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said Barber, the Ernst Chain Professor of Biochemistry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discovery cannot be overstated since it opens up the door for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ies for energy production thus reducing our dependence for fossil fuels and addressing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blem."
'Just the beginning'
Currently available electrolyzers, which split water with electricity and are often used industrially, are not suited for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because they are very expensive and require a highly basic (non-benign) environment th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hotosynthesis operates.
More engineering work needs to be done to integrate th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y into existing photovoltaic systems, but Nocera said he is confident that such systems will become a reality.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said Nocer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for the Solar Revolution Project funded by the Chesonis Family Foundation and co-Director of the Eni-MIT Solar Frontiers Center.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s really going to run with this."
Nocera hopes that within 10 years, homeowners will be able to power their homes in daylight through photovoltaic cells, while using excess solar energy to produce hydrogen and oxygen to power their own household fuel cell. Electricity-by-wire from a central source could be a thing of the past.
The project is part of the MIT Energy Initiative, a program designed to help transform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and to help build a bridge to that future by improving today's energy systems. MITEI Director Ernest Moniz, Cecil and Ida Green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Systems, noted that "this discovery in the Nocera lab demonstrates that mov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energy supply system to one based on renewables will depend heavily on frontier basic science."
The success of the Nocera lab shows the impact of a mixture of funding sources - governments, philanthropy, and industry. This project wa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by the Chesonis Family Foundation, which gave MIT $10 million this spring to launch the Solar Revolution Project, with a goal to make the large scale deployment of solar energy within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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