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戴乃迭
杨宪益（1914-）安徽泗县人。1934年到英国学习，之后进入牛津大学文学系专业深造。期间与英国女孩戴乃迭相识、相知,并结为夫妻。40年学成回到中国，在重庆大学任副教授。
戴乃迭，婚前名Gladys Taylor，1919年在北京出生，父亲受伦敦教会派遣在中国工作，六岁时返回英国。在中国渡过的童年时光，使她的一生和中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戴乃迭的母亲为了阻止她嫁给杨宪益到中国，曾经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你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而戴乃迭还是义无反顾的跟随杨宪益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那时候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虽身处后方，生活仍然无比的艰难。杨宪益出身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家族一直与G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零年代思想界日益左倾，因对现实的不满，杨宪益很快的倒向了“进步”的延安，并暗地里为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朋友中不乏文化界的“进步人士”。
五十年代开始杨宪益夫妇结为夫妇档，全心替北京外语出版社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工作。《诗经》、《楚辞》、《史记》、《汉书》、《庄子》、汉赋、唐诗宋词、《长生殿》、《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夫妇档都包办了。
据杨宪益在自传《漏船载酒怀当年》所说，一九五一年他接到通知，请他参加钱钟书主持的毛选英译工作。他以自己要一心一意继续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婉拒了此一 “殊荣”。之后的历次运动他们夫妇虽都受到冲击，很幸运的躲过了反右的一劫。一九六八年文革祸起，杨宪益夫妇终于未能逃过此劫，被指为“外国特务”，双双入狱，直到七二年才获释。在狱中期间，每次狱卒送饭的时候，戴乃迭都会客客气气的用中文对狱卒说：谢谢你。
杨氏夫妇育有一子两女。独子杨桦因母亲是英国人，我而无法进入外公曾经执教过的北大。文革中带领红卫兵抄了自己的家，可还是得不到信任。并且因为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而受尽屈辱。
杨宪益夫妇出狱不久，有一天杨桦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拒不承认杨宪益是他的父亲！并开始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后来在周的干预下，杨桦获准到英国留学，但是到了英国之后，一看到中国人就害怕得浑身发抖！1979年圣诞节，他选择了在家中自焚！！杨桦死前把一张毛像凿满了洞，死后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名字：David Green。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戴乃迭母亲当年的话竟成谶语。经此打击，戴乃迭终日借酒浇愁，杨宪益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经过两年的治疗才痊愈。他们的大女儿伤心欲绝，从此不愿踏上中国的领土，一个家庭就这样四分五裂了。
本来杨宪益在四零年代与党患难与共，“解放”后入党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曾想昨天还是革命的同路人，今天就成了统战对象！52年杨宪益调到北京，做了政协委员，处处听党的话，工作也是兢兢业业。可这个党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好在杨宪益书生意气十足，百折不回。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废铁成堆，饿殍遍野，他虽不能完全不动于衷，却也未能动摇他入党的夙愿。
文革劫难来临，统战对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横扫对象，四年的半步桥监禁生涯，含冤莫名，他却荒谬的归罪于四人帮！仍不改他的“恋党情节”。81年女诗人湛荣入党，杨宪益有诗贺之曰：“人到中年才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对有着同样的“恋党情节”的杨宪益来说，可谓是切肤之痛，溢于言表。
1986年他终于得偿夙愿，成了一名“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一员。年底的一次酒会上，杨宪益碰到昔日的同行巫宁坤教授，兴奋的向旧友劝酒。席间巫宁坤问戴乃迭：“你对杨宪益入党有何感受？”戴乃迭慢条斯理的回答：“我们的朋友们说，宪益本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现在没有意思了。”
1989年，杨宪益慷慨陈词公开表示支持学生。党要他悔过，他知道犯了天条，得之不易的党籍是保不住了，于是打了退裆报告书。他书生气十足的以为党章中明确的写明有退裆的权利，事实上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最后还是被恶狠狠的革除教门。戴乃迭得知后忧惧交加，不久之后就撒手人寰，含恨离开了这个令她爱恨交并的地方。
此后的杨宪益终有所悔悟，94年有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被坊间广为传唱。二十年前的血腥镇压和退裆的心理冲击，终于慢慢的消解了他的“恋党情节”。此后的杨宪益不再沉溺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以做一个的堂堂正正的人自勉。
从当初一心一意想要入党，到如今梦碎酒醒，矢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其间风雨五十年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一段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黑暗岁月。所幸杨宪益终于有所悔悟，虽然对他自己无所助益，却足可警醒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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