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还紧抱列宁主义，谁就没头脑。

若干年后，苏联解体。新政府班子上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解散布尔什维克组织。恐其再争权夺利，干脆宣布它为非法组织，不得活动。另外，全民还就“列宁格勒”是否恢复原名“圣彼得堡”进行公开投票，很多百姓赞同恢复原名，包括一些二战老兵。赞同的理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并没给全国人民带来政治与经济上的保障。相反，生活水平却在下降。就拿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与芬兰来比，二战前，这三个国家整体国民经济实力胜于芬兰。1985年再比，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四千多美元，而爱、拉、立三国只有三千美元，而且这个数在苏联联邦体国中还是最高的。

正是由于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道路。由于党的领袖没有制约，高于组织之上，部下只有忠于的义务而不能提反对意见。列宁及后来的斯大林便拿全国人民做试验品，一意孤行地图谋他们个人的治国美梦。他们有着变态的政治人格，如同希特勒、毛泽东，都是高度的政治人格压倒自然人格而完全变态的典型表现。

列宁相信，党是神圣的，党就是融炉，能把一个普通人锻炼成钢。钢铁的属性就是冷硬。一个人的心灵如果变成了钢铁般冷峻，如果他是一个小人物，那还不要紧。如果他是一个君临万民的领袖，那么他的人民只能成为冷酷无情摧残下的草莽。如此，试想，由变态人格的人来作全国人民的领袖，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心中所念叨的那个观念体系：共产主义社会，是何等的叫人可怕。他们畅导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全人类”口号更是让全世界人民震惊万分。

在中国，有学者在“纪念‘十月革命’座谈会”上假设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俄国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上台。没有‘布尔什维克’上台，就不会有苏维埃制度下的‘苏联’，没有‘苏联’也就不会有‘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争，没有之争就不会让希特勒趁机上台。希特勒恰恰就是借美英等国对苏联制度的恐慌而让一战战败的德国重新打开军事禁约。希特勒不上台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俄国，学术界开始反省历史，终于在学生课本书上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之前发生的“二月革命”还是叫“二月革命”）。“政变”可以理解为“进步的政变”，也可以理解成“反动的政变”。“政变”不是靠正常手段上台的，而是靠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举事者通过以破坏旧体系来建立自己的新体系，走得是非法律程序。自以为自己代表着最民主的东西，还要强行让民众绝对服从和无条件认可，不服从就成为专政的对象。一个专制被另一个更大的专制所取代，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饱受新一轮的苦难。假如当初列宁上台后，不搞一党专制、不搞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采纳民意，比如说虚心听从以爱国的白俄知识分子组成“路标转换派”的治国方案，那么，俄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将是强大无比。普京现行政策，那年的知识分子早已提及，只是被列宁和斯大林一枪给否定了。俄国人现在明白：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人们毫不奇怪，为何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一遍遍地在俄国重演？

纸包不住火。这里插一句：据说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曾开了一份自己早年看过的苏联影片名单。到了俄罗斯大使馆那里，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影片被全部划去。大使说：“历史的真实记录并非如此。”俄罗斯有首精典老歌这样唱道：“在那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哟，盖起了多少厂房哟！”什么乱七八糟的厂房，在草原上建厂房，那分明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水让草原脱变成沙漠化地带。

另外，根据俄国现行档案馆档案揭秘发现，腐化，并不仅仅伴随着繁荣和富庶而产生。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为了遏止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苏维埃政权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一些经济管理干部中出现了腐化现象。一是“交通开支巨大”。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玩等诸方面。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二是：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其中之一就是“工业银行事件”。即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

读史明目。列宁的“十月政变”，确实影响巨大。从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开始，到1979年，全球有近1 / 3 人口生活在这样的专政体制下。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秘闻》中这样总结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党有可能被毒坏，斯大林别出心裁地于1928年，派人事先与顿巴斯煤矿53名工程师们商量好，有意让他们自我坦白，坦白承认自己是冒充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打入煤矿内的破坏分子。此举立即引起全国公愤和震惊，最终审理结果是：53名工程师中有22人被判死刑。后来又念他们认罪态度好，改判5人死刑。这5个冤魂是因为革命需要必须走上断头台，不走上断头台这事就不成真。他们至死还不明白斯大林其及布尔什维克为何出尔反尔，说好是演戏为何动真格？正是一党专政，让斯大林为所欲为、一手遮天。酿制了无数以“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名义下的人间惨剧。本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伦理境界。革命暴力只是一种带有社会性质的暴力运动，不能以人民的自由和生命为暴力运动价值。但是，列宁的“十月政变”，却让革命凌驾于人民之上。为了革命暴动所必须支出的利益（个人没利益不说），其它所有的事物失去了它应有的利益和价值。由此，人民的解放与幸福成了暴力革命的奴婢，必须完全听从暴力革命来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往往会走到人民的反面，成了迫害人民的有力工具（中国文革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试想，历史上，有哪次革命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而到来？人民的生存感、解放感、幸福感，这些苏维埃社会的优越感统统被写在红旗上。“十月”之旗由此获得无可质疑的正义性和崇高性。

历史终将是历史。“十月政变”，俄国百姓所看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专制，罄竹难书。而且这种专制甚至坑害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剥夺了几代人的幸福。俄国学术界知识分子对此感到愧疚。它的后果也在于：靠武装夺取而非民意和法律程序产生的政权，其统治者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手段只有是更残酷的镇压，以防止下一轮阴谋夺权可能的到来。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在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对他最亲密的、并且一直紧跟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下毒手，并以莫须有罪名让他终身监禁、失去自由。

中国有位学者对此说得好：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面对列宁的“十月政变”，我认为：“凡是有着变态人格的人都不能以事政治活动。” 从“十月革命”到“十月政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应该进行一番新的梳理。普京在竞选总统时曾说：“谁不为苏联而惋惜，谁就没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头脑。”现在，我也想说：“谁要是忘记‘十月政变’，谁就没记性。谁要是还紧抱列宁主义，谁就没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