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是全人类的"底线道德"

转文／刘加民


没有哪一个词儿像"诚实"这样被全人类共同重视，孜孜以求。所有的种族、民族、大家、小家，概莫能外。要找到一个国家、民族、阶层的人们，从小教育孩子要撒谎、蒙骗、胡说八道，恐怕不能。

我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种人，一种以撒谎为"职业"的人——职业骗子。他们会不会从小就教育孩子撒谎呢？仔细研究的结果却是：他们也要求孩子必须诚实，必须对自己的上下两辈，自己的同行姐妹，高度忠诚，绝不撒谎。因为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和情况，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是协同作战的出发点。否则欺骗技艺就无法传授下去，不能薪火相传，千秋万代。用不了多久，就"绝后"了，这行当就消亡了。

从历时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将优秀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代代传承的过程。继承，发扬，承前启后，永无尽头。

从即时的角度看呢？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类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关键所在。人类需要合作和分享，需要信任和支持，才能发展和延续。假如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实"，失去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合作"就谈不上了，每一件事情的完成都要"从零开始"。那么所有人就都永远在起点上徘徊。

" 诚实"非常重要，主要是对人类整体或者较大的集体来说的，对一个个个体来说，却往往有"可乘之机"。一时一事的撒谎，可能会带来不错的收获，这是很多人总是难免要撒谎的根本原因。懒惰，省力气，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是人的本性，也是无数科学试验创造发明的动力之一。不过这同样一个"本性"可以分化出不同的人类行为。用好了是积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谋福利，用坏了，属于消极的投机取巧，演变成坑蒙拐骗。我们希望看到，后者得到的仅仅是暂时的局部性胜利，而且这胜利必将为更大的失败抵消。

学生作文，是书面表达能力的训练方式，"诚实"的表达必须是第一要素。假如作文的训练变成了撒谎的训练，假如学生作文只是为了骗取阅卷人的高分，并不表达自己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的想法，那么他将来在群体性活动当中，会寸步难行。假如他撒谎成性，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这个人有可能失去在人群中存在的理由。

二十年前，有个犯了错误的学者说"中国人压根儿就不会说真话"，当时感觉挺偏激，现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练，观察思考，才发现这话有道理。说真话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正在成为很多国人孜孜以求的生存智慧。谎言得不到及时的揭穿，骗子得不到必要的惩罚，说真话的人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丢失生命，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言论生态”。

当"谎言"成为全体国民的"官方语言"的时候，"人类底线"就遇到了严重挑战。不幸的是，我们正生逢其时，置身其中，徒叹奈何。

"诚实"是全人类的"底线道德"

没有哪一个词儿像"诚实"这样被全人类共同重视，孜孜以求。所有的种族、民族、大家、小家，概莫能外。要找到一个国家、民族、阶层的人们，从小教育孩子要撒谎、蒙骗、胡说八道，恐怕不能。

我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种人，一种以撒谎为"职业"的人——职业骗子。他们会不会从小就教育孩子撒谎呢？仔细研究的结果却是：他们也要求孩子必须诚实，必须对自己的上下两辈，自己的同行姐妹，高度忠诚，绝不撒谎。因为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和情况，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是协同作战的出发点。否则欺骗技艺就无法传授下去，不能薪火相传，千秋万代。用不了多久，就"绝后"了，这行当就消亡了。

从历时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将优秀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代代传承的过程。继承，发扬，承前启后，永无尽头。

从即时的角度看呢？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类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关键所在。人类需要合作和分享，需要信任和支持，才能发展和延续。假如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实"，失去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合作"就谈不上了，每一件事情的完成都要"从零开始"。那么所有人就都永远在起点上徘徊。

" 诚实"非常重要，主要是对人类整体或者较大的集体来说的，对一个个个体来说，却往往有"可乘之机"。一时一事的撒谎，可能会带来不错的收获，这是很多人总是难免要撒谎的根本原因。懒惰，省力气，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是人的本性，也是无数科学试验创造发明的动力之一。不过这同样一个"本性"可以分化出不同的人类行为。用好了是积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谋福利，用坏了，属于消极的投机取巧，演变成坑蒙拐骗。我们希望看到，后者得到的仅仅是暂时的局部性胜利，而且这胜利必将为更大的失败抵消。

学生作文，是书面表达能力的训练方式，"诚实"的表达必须是第一要素。假如作文的训练变成了撒谎的训练，假如学生作文只是为了骗取阅卷人的高分，并不表达自己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的想法，那么他将来在群体性活动当中，会寸步难行。假如他撒谎成性，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这个人有可能失去在人群中存在的理由。

二十年前，有个犯了错误的学者说"中国人压根儿就不会说真话"，当时感觉挺偏激，现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练，观察思考，才发现这话有道理。说真话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正在成为很多国人孜孜以求的生存智慧。谎言得不到及时的揭穿，骗子得不到必要的惩罚，说真话的人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丢失生命，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言论生态”。

当"谎言"成为全体国民的"官方语言"的时候，"人类底线"就遇到了严重挑战。不幸的是，我们正生逢其时，置身其中，徒叹奈何。

双面邓公（转载）

1984年10月，几位大学生自发地打开"小平你好"的横幅，欢天喜地走过天安门。这是民意。五年以后，无数大学生悲愤莫名，闷在宿舍里，砸玻璃"小瓶"。这也是民意。民意准确地记住了邓小平的两面性。

邓小平的两面性是明摆着的。既要改革，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想跳出死路一条，又要回到死路一条--这就是邓小平。你可以责备他逻辑混乱，不能责备他言行不一。他言得认真，行得认真，认真支持改革，寸步不让保护改革的对象。


他充满着两面性，一贯如此。当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遭到批评时，他参加了。几个月后，为了填补真空，他打造了他自己的四个凡是--四个坚持。他反对华国锋"权力过于集中"，随后由自己充当 "核心"。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宣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同时调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如果他是小学生，会有教师来指导他学点逻辑。如果他是凡人，会有人嘲笑他，也会有人跟他耐心讨论。然而，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体面有尊严的领袖，他超世脱俗，藐视人间众生，凌驾于一切逻辑和争论之上。


常人困惑于邓小平的两面性。但邓自我感觉良好，我行我素。因为他和我们不是同类。毛泽东死时，中国濒临危殆，大家都在说救国，其实各说各的，内容并不相同 --有的要救民，有的要救党。当邓小平断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时候，他并不是想说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着他来说服。邓小平是在给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上课：你们再不改革，老百姓抛弃了党，咱们这个党就完蛋了！从本质上说，邓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党主义者。他是党的化身，党性的载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对邓小平，他就是党。他的立足点，他的命运，他的利益，他的视野，他的使命，他的喜怒哀乐，与其说在遥远而模糊的人民之中，不如说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之内。至于人民，无非是些"战斗力"和"生产力"；只有党，才是主宰。


简单明了的救党逻辑，就是邓小平的逻辑。一切为了救党。救党需要发展生产力。为了抓住"救党"这只老鼠，需要市场这只猫。因此，邓小平决定全力支持经济改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不熟悉经济，不了解市场，他仍然是经济改革的当之无愧的支持者，而且是最有权力的支持者。但是，既然目的是为了救党，所以他时刻不忘保卫党的权力和地位。即使在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用不着一年半载，他就会警惕地搜索一些 "自由化"的苗头，敲打敲打，免得一旦形成气候，成为党的心腹之患。他非常清楚，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避免文革重演；但是为了保住党的统治特权，他坚决拒绝权力制衡。他偶尔高谈民主，是为了塑造亲民形象，替党笼络人心，但不许假戏真做。常人眼里的两面性，其实是最纯粹的党性，浑然一体，一以贯之。


但是我们，你，我，大学生，乃至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常人。根据邓小平的两面性，赵紫阳用"两个基本点"复述了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欣然首肯，说，概括得很好。赵紫阳对我说过，概括为两点，比只说一点好，可以避免片面性。在我记忆中，赵从来没有拿"四个坚持" 来制约过"改革开放"，相反，他总是以"改革开放"来冲淡、弱化和遏制"四个坚持"。每逢邓小平祭起"四个坚持"这个基本点，讨伐自由化，赵一定及时提醒全党，不要忘掉小平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何况"中心"是"现代化建设"！这种制约，1988年以前，曾经很有效。特别在邓小平已经逼胡耀邦下台的险恶时刻，邓力群等企图以反自由化横扫全国的时候，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反自由化迅速无疾而终，而且在各个领域内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形成了以淡化党的领导为实际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十三大形成共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能得到邓小平赞赏，解决不了"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矛盾，改变不了邓小平的本性。邓这个人，在法国打过工，但没有接受人权观念的熏陶，畏惧民主制度。戎马生涯使他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特别爱上了官兵关系，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应该更确切地表达为：第一，经济体制一定要改，第二，政治体制一定不能改。他的"一个中心"其实应该表述为：念念不忘捍卫党的统治特权。他支持市场经济的目的，绝对不是想拿它来弱化共产党，相反，他是想靠它救活共产党。

许多观察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或迟或早和民主政治配套，经济改革非但需要而且必然推动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打的算盘完全相反。他的打算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党的统治特权；也就是说，以经济的大踏步改革，来换取政治制度永远不改革，至少永远基本不改革。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才是邓小平的底线。越过这条线，对邓小平来说，就是自由化，就是动乱，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和胡耀邦、赵紫阳分手，是迟早的事，不足为怪，无可避免。 （包冬）

中国人：团结就是力量（转载）

这个幽雅静谧的小区，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入秋后那一阵，每天晚饭后大门口锣声阵阵，人声鼎沸，大门外警灯闪烁，楼房临街外墙上高悬大字条幅：“十七大精神暖人心，谁暖我身？”

这个高档小区，建成并且入住几年了，供暖配套一直没给解决，开发商和政府互相推诿扯皮，业主无奈，趁着“17大东风”，闹了起来。

首先是在楼墙上挂大条幅标语，然后傍晚在小区大门外聚集抗议，除了引来大批警察之外，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于是业主们一商量，干脆集体上了马路。这一来闹大了，正值下班高峰，把一条主干线给堵死半边，连上行的公交大巴都堵住了。

这下警察炸营了，调来了将近20辆警车，业主们毫不畏惧，挽着胳膊横在马路上，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正好是“17大”会议期间，警察也不敢大肆抓捕，双方就这样对持着。

如此几次折腾，惊动了“上面”，政府终于出面协调，很快问题就解决了，入冬之前，供热开通，人民胜利了！

警察们愤愤地说：这些刁民，跟**小区学会了堵马路闹事，也就是瞅着大会期间，上面不让惹乱子，要不然……哼！

居民们则高兴地说：幸亏咱们人多心齐，要不然这暖气还不知给拖到猴年马月呢。

小区恢复了平静。

想想真是奇怪，政府该办而且能办的事情，为什么非得逼着老百姓“折腾”一番才给办？

为什么少量百姓的要求再合理也不理，而非得变成“群体事件”才重视？

“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看来，老百姓只能重唱《团结就是力量》了。

《团结就是力量》由牧虹作词、卢肃作曲，从1943年创作问世至今，历久弥新，被传唱了60多年。



《团结就是力量》歌词：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
这力量是钢 ，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恋"党"一生終悔悟---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传奇人生

杨宪益与戴乃迭

杨宪益（1914-）安徽泗县人。1934年到英国学习，之后进入牛津大学文学系专业深造。期间与英国女孩戴乃迭相识、相知,并结为夫妻。40年学成回到中国，在重庆大学任副教授。

戴乃迭，婚前名Gladys Taylor，1919年在北京出生，父亲受伦敦教会派遣在中国工作，六岁时返回英国。在中国渡过的童年时光，使她的一生和中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戴乃迭的母亲为了阻止她嫁给杨宪益到中国，曾经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你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而戴乃迭还是义无反顾的跟随杨宪益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那时候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虽身处后方，生活仍然无比的艰难。杨宪益出身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家族一直与G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零年代思想界日益左倾，因对现实的不满，杨宪益很快的倒向了“进步”的延安，并暗地里为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朋友中不乏文化界的“进步人士”。

五十年代开始杨宪益夫妇结为夫妇档，全心替北京外语出版社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工作。《诗经》、《楚辞》、《史记》、《汉书》、《庄子》、汉赋、唐诗宋词、《长生殿》、《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夫妇档都包办了。

据杨宪益在自传《漏船载酒怀当年》所说，一九五一年他接到通知，请他参加钱钟书主持的毛选英译工作。他以自己要一心一意继续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婉拒了此一 “殊荣”。之后的历次运动他们夫妇虽都受到冲击，很幸运的躲过了反右的一劫。一九六八年文革祸起，杨宪益夫妇终于未能逃过此劫，被指为“外国特务”，双双入狱，直到七二年才获释。在狱中期间，每次狱卒送饭的时候，戴乃迭都会客客气气的用中文对狱卒说：谢谢你。

杨氏夫妇育有一子两女。独子杨桦因母亲是英国人，我而无法进入外公曾经执教过的北大。文革中带领红卫兵抄了自己的家，可还是得不到信任。并且因为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而受尽屈辱。

杨宪益夫妇出狱不久，有一天杨桦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拒不承认杨宪益是他的父亲！并开始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后来在周的干预下，杨桦获准到英国留学，但是到了英国之后，一看到中国人就害怕得浑身发抖！1979年圣诞节，他选择了在家中自焚！！杨桦死前把一张毛像凿满了洞，死后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名字：David Green。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戴乃迭母亲当年的话竟成谶语。经此打击，戴乃迭终日借酒浇愁，杨宪益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经过两年的治疗才痊愈。他们的大女儿伤心欲绝，从此不愿踏上中国的领土，一个家庭就这样四分五裂了。

本来杨宪益在四零年代与党患难与共，“解放”后入党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曾想昨天还是革命的同路人，今天就成了统战对象！52年杨宪益调到北京，做了政协委员，处处听党的话，工作也是兢兢业业。可这个党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好在杨宪益书生意气十足，百折不回。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废铁成堆，饿殍遍野，他虽不能完全不动于衷，却也未能动摇他入党的夙愿。

文革劫难来临，统战对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横扫对象，四年的半步桥监禁生涯，含冤莫名，他却荒谬的归罪于四人帮！仍不改他的“恋党情节”。81年女诗人湛荣入党，杨宪益有诗贺之曰：“人到中年才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对有着同样的“恋党情节”的杨宪益来说，可谓是切肤之痛，溢于言表。

1986年他终于得偿夙愿，成了一名“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一员。年底的一次酒会上，杨宪益碰到昔日的同行巫宁坤教授，兴奋的向旧友劝酒。席间巫宁坤问戴乃迭：“你对杨宪益入党有何感受？”戴乃迭慢条斯理的回答：“我们的朋友们说，宪益本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现在没有意思了。”

1989年，杨宪益慷慨陈词公开表示支持学生。党要他悔过，他知道犯了天条，得之不易的党籍是保不住了，于是打了退裆报告书。他书生气十足的以为党章中明确的写明有退裆的权利，事实上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最后还是被恶狠狠的革除教门。戴乃迭得知后忧惧交加，不久之后就撒手人寰，含恨离开了这个令她爱恨交并的地方。

此后的杨宪益终有所悔悟，94年有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被坊间广为传唱。二十年前的血腥镇压和退裆的心理冲击，终于慢慢的消解了他的“恋党情节”。此后的杨宪益不再沉溺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以做一个的堂堂正正的人自勉。

从当初一心一意想要入党，到如今梦碎酒醒，矢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其间风雨五十年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一段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黑暗岁月。所幸杨宪益终于有所悔悟，虽然对他自己无所助益，却足可警醒后人。

谁要是还紧抱列宁主义，谁就没头脑。

若干年后，苏联解体。新政府班子上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解散布尔什维克组织。恐其再争权夺利，干脆宣布它为非法组织，不得活动。另外，全民还就“列宁格勒”是否恢复原名“圣彼得堡”进行公开投票，很多百姓赞同恢复原名，包括一些二战老兵。赞同的理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并没给全国人民带来政治与经济上的保障。相反，生活水平却在下降。就拿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与芬兰来比，二战前，这三个国家整体国民经济实力胜于芬兰。1985年再比，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四千多美元，而爱、拉、立三国只有三千美元，而且这个数在苏联联邦体国中还是最高的。

正是由于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道路。由于党的领袖没有制约，高于组织之上，部下只有忠于的义务而不能提反对意见。列宁及后来的斯大林便拿全国人民做试验品，一意孤行地图谋他们个人的治国美梦。他们有着变态的政治人格，如同希特勒、毛泽东，都是高度的政治人格压倒自然人格而完全变态的典型表现。

列宁相信，党是神圣的，党就是融炉，能把一个普通人锻炼成钢。钢铁的属性就是冷硬。一个人的心灵如果变成了钢铁般冷峻，如果他是一个小人物，那还不要紧。如果他是一个君临万民的领袖，那么他的人民只能成为冷酷无情摧残下的草莽。如此，试想，由变态人格的人来作全国人民的领袖，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心中所念叨的那个观念体系：共产主义社会，是何等的叫人可怕。他们畅导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全人类”口号更是让全世界人民震惊万分。

在中国，有学者在“纪念‘十月革命’座谈会”上假设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俄国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上台。没有‘布尔什维克’上台，就不会有苏维埃制度下的‘苏联’，没有‘苏联’也就不会有‘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争，没有之争就不会让希特勒趁机上台。希特勒恰恰就是借美英等国对苏联制度的恐慌而让一战战败的德国重新打开军事禁约。希特勒不上台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俄国，学术界开始反省历史，终于在学生课本书上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之前发生的“二月革命”还是叫“二月革命”）。“政变”可以理解为“进步的政变”，也可以理解成“反动的政变”。“政变”不是靠正常手段上台的，而是靠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举事者通过以破坏旧体系来建立自己的新体系，走得是非法律程序。自以为自己代表着最民主的东西，还要强行让民众绝对服从和无条件认可，不服从就成为专政的对象。一个专制被另一个更大的专制所取代，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饱受新一轮的苦难。假如当初列宁上台后，不搞一党专制、不搞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采纳民意，比如说虚心听从以爱国的白俄知识分子组成“路标转换派”的治国方案，那么，俄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将是强大无比。普京现行政策，那年的知识分子早已提及，只是被列宁和斯大林一枪给否定了。俄国人现在明白：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人们毫不奇怪，为何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一遍遍地在俄国重演？

纸包不住火。这里插一句：据说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曾开了一份自己早年看过的苏联影片名单。到了俄罗斯大使馆那里，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影片被全部划去。大使说：“历史的真实记录并非如此。”俄罗斯有首精典老歌这样唱道：“在那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哟，盖起了多少厂房哟！”什么乱七八糟的厂房，在草原上建厂房，那分明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水让草原脱变成沙漠化地带。

另外，根据俄国现行档案馆档案揭秘发现，腐化，并不仅仅伴随着繁荣和富庶而产生。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为了遏止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苏维埃政权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一些经济管理干部中出现了腐化现象。一是“交通开支巨大”。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玩等诸方面。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二是：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其中之一就是“工业银行事件”。即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

读史明目。列宁的“十月政变”，确实影响巨大。从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开始，到1979年，全球有近1 / 3 人口生活在这样的专政体制下。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秘闻》中这样总结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党有可能被毒坏，斯大林别出心裁地于1928年，派人事先与顿巴斯煤矿53名工程师们商量好，有意让他们自我坦白，坦白承认自己是冒充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打入煤矿内的破坏分子。此举立即引起全国公愤和震惊，最终审理结果是：53名工程师中有22人被判死刑。后来又念他们认罪态度好，改判5人死刑。这5个冤魂是因为革命需要必须走上断头台，不走上断头台这事就不成真。他们至死还不明白斯大林其及布尔什维克为何出尔反尔，说好是演戏为何动真格？正是一党专政，让斯大林为所欲为、一手遮天。酿制了无数以“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名义下的人间惨剧。本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伦理境界。革命暴力只是一种带有社会性质的暴力运动，不能以人民的自由和生命为暴力运动价值。但是，列宁的“十月政变”，却让革命凌驾于人民之上。为了革命暴动所必须支出的利益（个人没利益不说），其它所有的事物失去了它应有的利益和价值。由此，人民的解放与幸福成了暴力革命的奴婢，必须完全听从暴力革命来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往往会走到人民的反面，成了迫害人民的有力工具（中国文革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试想，历史上，有哪次革命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而到来？人民的生存感、解放感、幸福感，这些苏维埃社会的优越感统统被写在红旗上。“十月”之旗由此获得无可质疑的正义性和崇高性。

历史终将是历史。“十月政变”，俄国百姓所看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专制，罄竹难书。而且这种专制甚至坑害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剥夺了几代人的幸福。俄国学术界知识分子对此感到愧疚。它的后果也在于：靠武装夺取而非民意和法律程序产生的政权，其统治者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手段只有是更残酷的镇压，以防止下一轮阴谋夺权可能的到来。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在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对他最亲密的、并且一直紧跟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下毒手，并以莫须有罪名让他终身监禁、失去自由。

中国有位学者对此说得好：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面对列宁的“十月政变”，我认为：“凡是有着变态人格的人都不能以事政治活动。” 从“十月革命”到“十月政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应该进行一番新的梳理。普京在竞选总统时曾说：“谁不为苏联而惋惜，谁就没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头脑。”现在，我也想说：“谁要是忘记‘十月政变’，谁就没记性。谁要是还紧抱列宁主义，谁就没头脑。”

列宁十月革命，送来光明还是专制？

列宁十月革命，送来光明还是专制？
下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日。重读史书，我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特别是对于创建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列宁，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重新评价一番？

“十月革命”爆发前，即1917年3月10日（俄历2月25日），俄国彼得格勒城市爆发了总罢工，由社会工党分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人把政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二天后，部分军队士兵倒向工人队伍，冲开监狱，释放革命者，并逮捕沙皇政府里一些大臣和部分军官。当晚，彼得格勒市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投入摧毁沙皇政权的活动。统治俄国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宣告结束（史称“二月革命”）。

临时政府成立，主要成员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占据。这时，远在瑞士流亡的列宁觉得机会来了，他与他的妻子及其他二十几位革命同仁立马乘火车回国。４月３日，列宁回到俄国。一下火车，列宁就在铁甲车上发表演说。翌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务会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报告说：临时政府没有确定召开“立宪会议” 的日期。再则，“立宪会议”就是召开了也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发言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翻它。推翻的理由还在于：布尔什维克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要的是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见《列宁选集》[三]P13）。

1917年7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起义，试图一举推翻临时政府，但未能成功。为此，列宁不得不躲藏起来。11月7日（俄历１０月２４日），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再次起事。列宁亲自坐阵指挥，起义者很快占领火车站、邮电局、银行、广播电台、政府机关等。当夜，前来助阵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受命朝冬宫开炮（虽然只是开了空炮），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闻讯出逃，16名部长束手就擒，布尔什维克党旨在用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一举成功。列宁随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委员会主席。“苏维埃社会新纪元”由此拉开序幕。

早在布尔什维克成立之初，该党就提出：争取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但革命刚告成功，列宁就以防止残余敌特分子破坏之名而对其它政党下手。列宁相信：通过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暴力革命，就能改变积重难返的社会落后现状。列宁过于相信暴力革命，可百姓还是不敢奢望，害怕一个专制取代另一个专制，本质上不变。全国于11月12-15日进行全民选举。没想到25日得票结果出来，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占163席，远低于希望通过改良社会来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革命党所获的40%选票。到了第二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最终选举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这次选举只得了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不甘心拜下风的列宁决定动用武力来消灭他的政党对手。他首先决定取缔立宪会议、借此狠狠打击敌党分子。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会前，列宁便下令彼得格勒全市戒严，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开进首都。布尔什维克代表到场之后，立即提出立宪会议必须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如数交给苏维埃政府，并自行解散与布尔什维克为敌的政党。到席的立宪会议代表拒绝这一无理要求。布尔什维克早有准备，逐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分别退出会场。会议大楼随接被军警包围。在暴力威胁下，那些议员不得不于次日凌晨4时离开会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接宣布立宪会议被解散。

列宁用这种出其不意的手段来解散立宪会议，立即遭来全国上下有识人士的不满。作家高尔基在他《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中无情谴责了布尔什维克，矛盾直指列宁。但列宁不以为然，因为他早就明确表示过：我们这个“布尔什维克党”按照法文的意思就叫着“阴谋党”。列宁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出身的高尔基误解了布尔什维克。他在1919年7月31日给高尔基的回信中说：“生活令人厌倦，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分歧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呢？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指出。其实这是两种人的情绪的分歧：一种是从事政治或者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的斗争的人的情绪，另一种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大首都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情绪。” （见《列宁选集》[四]P61）。（高尔基生性就不怕恫吓，爱憎分明。后来斯大林想利用他的威望给自己写一些赞美诗，逐叫克格勃的人送去很多礼物。但高尔基死活不理，在小本子上写下斯大林种种不是。高尔基死了，克格勃的人看到了高尔基那个小本子，无奈地说道：“狼总是狼，再怎么圈养也要跑回到大森林里去。”）

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争论是一种不可容许的奢侈品，敌人是满心指望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的。”鉴于党内派别组织的存在，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旨意，斥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代表大会责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委托各级党组织严格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不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人，都应立刻毫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列宁要求代表大会给中央一种全权，凡遇有中央委员违反纪律，以及凡遇有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事情发生时，均得采取党内一切处罚办法，直到开除其中央委员资格和党籍为止。所有这些带专制手段的决定，都写进由列宁提出而经代表大会通过的《论党内统一》特别决议中。

列宁还专程写了一篇《关于清党》报告，经党代会讨论一致通过。根据大会精神，“中央审查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国各地开展的清除党内异己分子活动。清党的最终结果是：约有17万人被开除出党，占当时全体党员25%左右。经过清党，其中孟什维克党被认定为非法组织，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追逐对象，该党成员被迫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俄国的政论家、农业经济学家尼。苏汉诺夫因曾领导和组织孟什维克开展地下活动，而于1931年遭到判刑入狱。（对于这段历史，苏汉诺夫后来写回忆录时说：“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同年，列宁格勒的城市工人由于食品不足而举行罢工和示威，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们同情工人，毅然出面组建临时革命委员会。喀琅施塔得位于芬兰湾东端，波罗的海舰队“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就是从这里出发炮轰冬宫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共有两万六千人，其中党员两千六百人。当时有九百人退党，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列宁在党代会中拿出切实措施来。他们在《呼吁书》上写道：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现在的布尔什维克却违反民意，搞一党独裁，把专政的机器凌驾于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于工农兵头上。《呼吁书》要求给予公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结社自由，释放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其中有人提出：“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苏维埃”，“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

远在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尼古拉二世就颁布实施了君主立宪文件。声称坚决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集社的自由，给予公民最广泛的政治权力，建立立法机构杜马（史称“十月宣言”）。现在，列宁的“十月革命”首先要消灭党内外异己分子，并且拒绝释放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这无疑是对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十月宣言”一个讽刺；也给那些爱好自由向往平等的民众一记响亮耳光。（尼古拉二世本人及其家属在被苏维埃政府羁押一年之后，秘密枪决）。

逢全国党代会开会，关闭非法报社，打击非法组织（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都是非法组织），让民众闭口少言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面对抗议的《呼吁书》，列宁伸出两个手指，说：“消灭！” 就地消灭。他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对派的念头。”托洛茨基很不心甘情愿地带领大批军队开赴喀琅施塔得。其间因冰河开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战斗便溺水身亡。血腥镇压之下，两万六千人中有八千人逃到芬兰，剩下的两千六百多人被枪杀，六千多人被判刑，另外有一千多人被长期内控。二战后，斯大林又将逃到芬兰的水兵抓回来，关进集中营（近几年，俄国政府终于为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平反并恢复了那段历史。史学界不再称之为“叛乱”。另据美国1974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卷P 493页是这样解释“喀琅施塔得叛乱”：托洛茨基带领军队前去镇压，除被当场击毙外，其余一概投入监狱）。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他的信条是党必须绝对至上，只有绝对至上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继承，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得以顺利进行。为此，列宁及其后上台的斯大林，随接对全国民众洗脑，从学生开始抓起，强行灌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并冠之为国情教育课。全国高等学校数目由1914年的91所增加到1933年的600所。到1940年，成年人中已经没有文盲了，就是说：所有的人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改造和洗礼中，已树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见《社会发展史》（陶大镛主编P346）。

强迫教育的结果只会带来愚忠和愚味。而对党的绝对信任和忠于又使党更加神圣化。拉班上台的斯大林，高举列宁大旗，让布尔什维克名正言顺地成了对人民作威作福的工具。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从此混合在一起，以党内团结、思想高度统一，并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来剪除异己，证明党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史无前例的专制从那个时候开始，并影响世界各国。

“十月革命”，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的流氓诗人。阿.多罗戈伊琴科在献给十月革命的长诗《赫洛斯特拉特》中，就将古代臭名昭著的人物当作自己的偶像，借以歌颂俄国传统文化被大革命洪流全面毁灭。费.基利洛夫在其诗作《我们》中更是大胆宣称：

“我们满怀造反的激情，
让别人去叫嚣：“你们是是扼杀美的刽子手！”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捣毁博物馆，踩烂艺术的花朵。”

这种革命暴力行为让我想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他们也曾扬言要炸毁北京颐和园，以震慑和动摇清政府的统治，提升革命党人的威慑力。孙中山总结了列宁“十月革命”成功经验，觉得党领袖应该在党组织之上，这样革命才能成功。他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一文中表示说：“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见《孙中山选集》P606）。

受此影响，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军港的水兵也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漫延到工人队伍里，浪潮席卷全国。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工兵代表苏维埃政府建立。12月，德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19年1月，柏林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其结果是：数以万计的德国工人和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德国十一月革命宣告失败。

在中国，“十月革命”影响更大，一次次城市暴动，一次次惨遭失败。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宣布放弃城市暴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对“十月革命”的评介：毛泽东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说：“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不过还有后半句，那更具实质性的话却被世人们忽略了：“那是一个铁与血的新纪元。” 就是说，“铁与血”注定要与“革命专政”联姻在一起。

革命总是以强凌弱的血腥表现。女刺客卡普兰为何要行刺列宁？卡普兰是右翼社会革命党委派的恐怖分子。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参加恐怖活动是在1906年，那年她16岁。策划对基辅行政长官的暗杀，但没成功。在监狱里，她结识了俄罗斯著名的右翼社会革命党活动家。其思想从此由无政府主义转向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她被大赦，获释出监。1918年8月30日，她将三颗子弹送进了列宁的身体。卡普兰以为刺杀了列宁，布尔什维克就会群龙无首，也因为布尔什维克视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反对党，早晚要收拾干净，右翼社会革命党觉得不出手就等着自取灭亡。

俄国青年太激愤，过于相信通过行刺重量级人物就能改变世界。列宁的亲哥哥就是因为刺杀沙皇不成而被处死。这事件对列宁的打击很大，列宁发誓要报复。如果没有其哥哥刺杀一事发生；并且如果沙皇政府从一开始就重用列宁，不让他流放西伯利亚，或者不让他有机会在西伯利亚静心苦读马克思学说理论。那么，俄国历史可能要重写。这就好比当初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革图新。如果李鸿章是伯乐，重用孙中山，给个衙门高官，那么中国历史会重写。偏偏李鸿章不识好人心，反欲与孙中山过不去。孙中山只能流亡海外，并在海外向国内摇控指挥，发动一次次武装起义。